October 29, 2008
日本的外交官怎么被培养？
于异质价值观的夹缝之间 对于上世纪70年代初留学美国或欧洲的我们这一代外交官来说，留学给我们�・・・ » 续读- 大阪经济杂想--在日本的经济发展的军需的作用
下文记述的是数年以前，我到大阪出差时，留下的个人印象。大阪成为日本经济中心之一已有400余年历史，特别是金属加工业，今天已经成为日本的基础技术，地位举足轻重。大阪经济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发展之路？我想在这里追溯历史去考察一番。这样，日本经济发展的特征也会随之一目了然。 １．历史的沉积 （１）大阪发展成为都市的时间，与江户大抵相同。但是，如果谈起制造和服务的历史，则比江户更加久远。 （２）大阪府堺地区制钉等锻造业历史悠久，火绳枪从种子岛传到大阪以后，堺地区的铁匠很快掌握了冶炼制造技术，有资料记载，日本是世界上曾经拥有火绳枪最多的国家。 河内地区从锁国时代开始种植棉花，到了幕府末期，家族纺织工业兴盛发展。同时，奈良生驹山脉水系开始使用水车制造金箔、展铜。提起利用山脉流水的水车，不禁让人联想起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纺织产业。 （３）世界上建立最早的期货市场——大阪大米市场 此外，住友在元禄时代从幕府获得别子铜矿山开采权，从那时开始，一度掌握日本三分之一的炼铜业（1700年前后，日本年产铜量6000吨，居世界第一位。当时，铜也是日本最大的出口产品）。之后，住友通过开采和出口煤炭，积累了大量资本，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当时日本最具实力的民间银行。 ２．军需在日本近代经济史上的意义——大阪陆军兵工厂（军需工厂） （下述关于兵工厂的记叙，多引自武库川女子大学三宅宏司教授演讲记录） （１）谈起苏联经济，军需必然是最重要的要素。而我们在谈论明治以后的日本经济时，是否一直忽略了军需发挥的作用呢？常听到有人说，“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对这些中小企业兴起原委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呢？ （２）现在，东大阪以制造金属零件中小企业圣地著称。而与大阪城近在咫尺，曾经建有一座东洋首屈一指的军需工厂——“大阪陆军兵工厂（通称“炮兵工厂”），工厂占地面积40万坪（1坪约合3.3平方米），曾有工人6万4千人（含临时工），其产品销售额用今天的数字计算超过1兆日元，这座大工厂在1945年二战终战的前一天8月14日，在空袭中夷为平地。现存的大多数大阪大企业都曾经与陆军工厂有过交易往来，并在与陆军工厂的技术合作中孕育成长，而东大阪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曾经在陆军工厂工作过的工人们创立的，这一原委今天早已被人遗忘。 （３）凡是与战争有关的事情，日本人似乎都患了健忘症，号称“因为日本经济原本就取得了一定发展，自然出现了很多中小企业”，拿着这样的理论到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说教。 而实际上，宫田自行车公司起初就是流用枪支制造器械建立而成，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大企业的大金工业公司和日本斯频德制造公司也是由原陆军兵工厂员工创建的。或许正是在尚未确立终身雇佣制的战前时代的工人们，留下了怀揣手艺和工具闯世界的风气。 神户制钢厂、住友金属工业都曾经与大阪陆军兵工厂有过紧密的关系，由于陆军工厂曾经大量使用化学制剂，为周边化学工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正是因为曾经具有浓郁的军需色彩，至今为止，仍然有一些大阪企业在承办防御厅指定产品，接纳自卫队退役官员。 （４）二战以前，大规模军工厂主要集中在后来被称作大工业地带的东京、名古屋、大阪地区（其中，东京、大阪军工厂设立于明治3年（1870年）。西南战争时期，幕府为了回避风险，将设置在长崎制钢厂中的荷兰机械设备转移到大阪，从而建立了大阪军工厂）。 埼玉县川口市从江户时代开始发展铸铁工业，东京赤羽陆军工厂想必一定曾经是川口企业的主要生意来源。东京大田区与东大阪地区同样，以聚集了大量支撑日本工业技术的中小企业著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需生产为大田区中小企业的兴起创造了契机，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后日中战争爆发，在军需大增的背景下这里的中小企业迅速扩大、发展。日本特殊钢株式会社就成立于这个时期，当时主要受陆军委托制造枪支。大田区在经过二战空袭，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又在朝鲜战争物资、兵器生产中起死回生。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额赔款（据说数额相当于清政府3年预算），这些资金除被利用在八幡炼铁等国营新工厂建设外，当时为了备战日俄战争，一定也有一部分资金使用在陆军、海军工厂之中。 （５）今天，尽管我们面对俄罗斯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容易洋洋得意地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取得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和平中实现的，而实际上，日本经济与欧美经济发展的过程相同，与战争史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看到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不能充分调动民用产业，我们常常摆出几分轻视的态度，这也是由于我们面对自己走过的历史，患上了健忘型欣快症的缘故。在和平时期，单靠民用生产振兴经济是有很大难度的。 看到偏重军需生产的俄罗斯，即缺资金又少经验挣扎在军转民之中，心中不禁感叹，尽管曾经历经艰辛，日本当初强制性大幅削减军需生产，的确对经济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３．大阪经济走入谷底 （１）大阪曾经有过几度失去主干产业的历史。明治维新时期废藩置县以后，大名用货币取代大米，导致曾经流通消费的大米经济结束，大阪大米市场也随之消失。而战争时代的大阪兵工厂，对于大阪来说正如同丰田今天在爱知县所处的地位。 （２）明治时期后大阪兴起的纤维、纺织产业，战后不久就逐渐衰退，钢铁、化学、铝材等原材料产业受到中国等地冲击，家电、汽车产业的空洞化也不断加剧。关西国际机场的存在没有动摇大企业到中国等地投资建厂的决定，失去生意的中小企业产量减少了一半。最近2、3年间，住友银行等大公司由于合并重组，将总部迁到东京的先例络绎不绝。 加上大阪府有大面积财政支出高、税收收入低的远郊住宅区，近年来财政极度恶化，尽管大阪最为富裕的市区经济状况尚好，最近也因为空头加班等丑闻不断，闹得沸沸扬扬。在这3、4年间，大阪一直运气不佳，处于似乎要被刚刚召开过万博会的名古屋后来居上的微妙境地。 （３）最近1、2年来，大阪由于对中国等国的原材料出口坚挺，以材料出口行业为中心，设备投资扩大，失业率也降低到5.9%。但是，与整个日本一样，由于现在海外原材料市场需求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大阪经济又迎来了休整期。 ４．东大阪中小企业及其现状 （１）东大阪CREATION CORE（东大阪创新中心） 东大阪CREATION CORE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地方政府出资建成，用于展出地区尖端技术产品，和提供商务洽谈空间。但是其创建构想并非来自政府官员，而是由地方中小企业者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的。尽管展出的产品有些还处于发明阶段，但是却凝聚了高度的技术，吸引了很多附近的高中生来场参观。 由官方主导的同种设施往往弥漫着官僚气氛，大多设施雄伟、内容空荡，东大阪创新中心却充满了活力。 （２）中小企业的声音：与资金相比，更缺少人才和信息 我走访了几家金属加工、金属模具工厂，总体情况可以归纳如下。 ①金属模具生产伴随周边大企业流向海外，产量减半，大概3年以前，经营状况跌入困境。企业数量骤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以下。但是，东大阪人已经不再慌张。他们精神上做好了准备，过去那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不会再来，在这样的前提下努力振兴发展自己的事业。 ②一段时间，东大阪金属模具企业面向流向海外的大企业工厂出口产品达到了总产量的30%。但是，大企业逐渐提高海外生产国产化率，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当地企业产品，需要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不断减少。不仅如此，他们还随便地将金属模具制造技术外流给国外企业。尽管大企业其实也希望下部供应商一同到海外投资建厂，却又不愿共同承担风险责任。因此，不会明确表明心愿。而是采用类似于，“我们明天要到中国投资，如果你们也想到那边发展，就一起去如何？”的暧昧口吻。因此，东大阪中小企业对日本大企业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怨恨情绪。 ③到海外投资建厂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劳务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等等，处处需要派出公司中的一流人才。 ④面对中国企业，有的经营者说：“中国企业夺走了我们的一切”，但是他们并不是“反华”主义者，他们愤怒的矛头指向的是抛弃了下部供应商的日本大企业。同时，这些中小企业心里也在怀疑中国人的制造能力。“中国人并不擅长需要耐性的工作。他们更希望获得见效快、投入少、获利高的生意。制造金属模具则刚好与这样的希望相反。尽管模具制造也在推进数字化生产，最后需要精确到微米单位的地方，还是要靠手工操作完成。即使是微机机床，也会因为研磨刀片数量减少，不可避免会出现瑕疵。”这是东大阪企业的基本认识。 ⑤与资金相比，缺乏人才的问题更为深刻。有的企业因为“最近的男青年虽然也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却缺少主动进取的精神”，开始尝试招纳女学徒。以前，中小企业对刚入厂的新员工要求不高，会花费一段时间用作内部培训，最近由于资金吃紧，现在已经没有养闲人的余力。 ⑥不熟悉周围情况，自己不能单独进行国外贸易，也是让东大阪中小企业烦恼的一个问题。对于“制作东西比较容易”的中小企业来说，头疼的是缺乏市场调查、获得客户和维护管理能力。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充分调查市场需要，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获得订单。 意见留言 ■...・・・
- 日本的国家机构的特色
现在日本的很多国家机构、制度都是明治以后形成的，把它绝对化是不妥当的。在被视为“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的事物中，例如：《古今集》的审美意识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汉诗中借用的；而制度、文化也是可以改造的，是毫不介意的。 日本的特殊问题 日本开始实行真正的工业化仅仅是在一百几十年以前，比西欧晚了一百多年。正因为如此，工业化以前农村共同体产生的道德、人际关系根深蒂固，遗留下来。这使得日本的民主与欧美不同。 正像英国“圈地”所典型揭示的那样，工业化引起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导致了农村共同体的解体。这也就是说，把人们从地缘和血缘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盘散沙。 不过，西欧的城市居民建立了市民社会的道德（即所谓在城市中建立了实质性的共同体），并遵守这些道德生活。在集中居住的公寓里，人们相互之间也很默契，注意不打扰别人，夜晚压低噪音等，遵守不成文的规则。 而日本的大多数城市居民是零散的，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邻居。尽管经济增长时期，使人感到好像日本也流行个人主义，确立了不干预私生活的良好风气。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证据就是，经济下滑或发生了恶性事件时，人们就都为找“犯人”红了眼，大喊大叫，一旦发现了所谓的“犯人”，就把法律、私生活都抛到脑后，不许别人辩解，聚众惩罚，把人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品。这与西欧式的“市民社会”明显不同，就像是把农村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封不动地套在了近代工业化社会中，而适合近代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则尚未建立。 在日本，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与西欧大不相同，个人与政府之间适当的距离感也尚未建立。有些日本人认为政府还是“官府”、“朝廷”，而另一些日本人则认为政府是负责发放医疗费、养老金的“仆人”。这些人缺乏卢梭的《契约论》中所表明的公民自己建立政府的“主人公”意识，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始终是“外人”。 日本在未来世界中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世界正在逐渐进入美国、BRICs那样的大型国家（我称之为“巨型国家”）或类似EU那样的联合体占主流的时代，而日本又不得不作为远远小于这些实体规模的国民国家加入其行列。即使日本想在东亚建立类似EU那样的联合体，也没有机遇和条件。另外，具有能和外国人交谈的语言能力、见识、人品的日本人也为数极少。即使指出没有国际化就没有出路，大部分日本国民也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种实际感受，而且也不会说外语。 实际上，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民国家”（美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日本所剩无几的引以自豪的资本GDP，主要是依赖于制造产品，制造产品是不需要外语能力的。但是，服务行业、知识产业、大众传媒则需要能够一对一交谈的外语能力，而在这方面，日本是没有竞争力的。 日本有很多人憎恨国家，厌恶政府。但是，世界罕见的无法从国民国家的框架中挣脱出来的国家，不是别的国家，正是日本。 Copyright ©河东哲夫...・・・
- 日本的“国家”特性
包括江户时代在内，日本一直生存在中国投射的巨大的影子中，尽管其国家体制当初是模仿中国的律令制，但是，它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欧，是一种独特的国家体制。 如前所述，中国经过长达273年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建立了隋、唐大国，为适应这种形势，日本随之加强了中央集权，公元701年制定大宝律令，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国家体制，即法治体制，在经济方面则采用了班田制。 但是，即便在唐代，虽说实行了律令制，朝廷中贵族势力还是远远超过科举官僚势力，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经过五代十国的大乱后，贵族势力衰弱，到了宋代，科举官僚才取而代之，确立了国家精英的地位。 日本的平城、平安时期也是如此，与其说是法治国家，不如说是贵族制。班田制实际上也不是把农田所有权交给农民，不如说它更接近俄国的农奴制，是一种强制性地把农民束缚在耕地上收取“年贡”的手段。不过，这种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什么效果，还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中国也是如此，班田制几乎仅限于北魏。 其后，日本经过平安、鎌仓、南北朝时期，“公家”与武士之间围绕土地支配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形成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 结束了土地所有权之争的是丰臣秀吉，他通过禁刀令和检地，打开了日本专制时期的大门。通过检地，他没收了大名和武士的土地所有权，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虚拟所有权”——因为原则上禁止买卖土地直到明治时期修改地租为止，所以实际上，与其说是所有权，不如说是使用权。另外，丰臣秀吉的检地究竟是确立了农民的权利，还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课以租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待，笔者尚未明了。但是，长子继承已经法制化，土地成为特定农户世世代代的“担当”，所以，这里自然会产生出类似于对所有权的感情。 大名、武士被“任命”到“知行地”这一点，在专制体制下，或与古代国家的“代官”没有区别，但是，农民上交的年贡可据为己有了。他们经过江户时代，惧怕倾家荡产，改变身份。江户时代是“君主与诸侯签约，君主承认诸侯的领地所有权，作为交换，诸侯立誓承担出兵的义务”。这不是西欧式的封建制，毋宁说是更接近专制政体，否则，日本转变为近代国民国家不会是那么容易的。 另外，武士当初与其说是与外国作战的军人，不如说是保护贵族领地的侍卫。这种武装势力的伦理观在支配立法、行政、司法权这一点上与中国大不一样。或许中国经过了春秋、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动乱时期后，整顿了利权和土地所有权，很早就确立了专制主义。 权力的相对性 经过这些时期，日本国家的特点是：国家体制上经常（但信长、秀吉时期除外）附着有一种模糊感，权力的形态、行使的方式使人感到就像阿米巴变形虫，不断变化。 真正的权力并不一定总是在天皇、关白、将军等公职方面。而真正的实权派如果不与法定当权派站在一起，也会失去权威的依据，因此，他们很难大权独揽，专横跋扈。 这就是外国学者也曾作为权力的双重性指出的日本国家的特征。它不会产生类似于中国或西欧那样以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观为前提的强大领导能力，而是一种像泰国那样“宽松”的、兼顾四方、寻求共识的国家体制。 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为了避免沦为殖民地，向建设西欧式的近代国民国家挺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1873年宣布实行可称为国民国家三大神器的①义务教育（灌输国民、国家的意识形态）、②征兵、③修改地租。 大正时期确立了民主的政党政治，但是，宪法中缺少了关于总理大臣的规定，导致了军部的专横跋扈。军方一部分人极力推出超国家主义皇国史观，将其作为唯一绝对的价值观念，并以天皇的权威作后盾，掌握了国家的实权。至此，日本未能控制住国民国家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日本原本是寻求共识的国家，是不习惯于选择绝对价值观的，而一旦硬要选择，就会陷入狂热，再加上日本不善于观察国际形势，因而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巨大的灾难。...・・・
- 日本有必要“想起”对中关系的历史
明治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我们日本人似乎忘记了自古以来与中国交往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知识分子们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如何赶上欧美的文明。 但是，今后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合作，为此，日本有必要“想起”中国。自古以来，日本一直是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环境和压力下生存的。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日本文化具有“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的特殊的美感”，而这些日本文化也大多是发祥于中国的。虽然日本不必在中国面前抱有自卑感，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伟大及其业绩对日本的影响，以相互尊重和谦虚的态度与中国交往。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古代历史。很久以前，经历了长达273年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大动乱时代，中国建立了隋朝、唐朝，重归统一，这肯定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公元645年，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皇族消灭了大权独揽的豪族苏我氏，加强了中央集权制。这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大陆上崛起了一个超级大国隋朝的局面。 不久隋朝被唐朝取而代之。其后公元660年，新罗与唐朝结盟灭百济，663年又在朝鲜半岛白村江消灭了策动百济复辟的日本海军，使大和朝廷陷入瘫痪。汇集了当时短歌的最古老的诗歌集《万叶集》歌唱了“防人”，这“防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学校没有告诉我们。依我看，可能就是为了防守日本沿海而动员起来的农民。公元668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又灭了高句丽。亡国的遗臣们则新建了渤海国（今北朝鲜一带），并向大和朝廷派出了使节。由此，东亚地区形成了日本、唐、新罗、渤海、契丹（满洲）各国维持微妙平衡的格局。 平安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宋代），“日本文化”逐渐开始带有明确的形态，《古今集》等被奉为日本感性的象征。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即使在当时，基本教养也还是中国的汉字、古典和文学。《古今集》中描绘的各种美感现在被看作是反映了日本人的独特的美感而得到颂扬，但实际上，很多都被认为仅仅是把汉诗中的灵感照搬到日本来而已。 到了日本的镰仓末期、室町时代（公元13～14世纪），据说茶道、插花、日本庭园等所谓“日本的传统文化百花齐放”，“闲寂”、“古雅”、“非对称之美”、不着色的空白之美“留白”为人们所喜爱，而且据称“这些美感是深深地扎根于日本人独特的审美观念之中的”等等。但是，其中很多简约派艺术要素毫无疑问都是来源于中国宋代的士大夫文化。只是蒙古侵犯中原后，中国境内的士大夫文化断绝，而后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也没有恢复简约派艺术风格。所以，也可以说，在最高境界上维系了汉族文化的，实际上正是当代日本和韩国。 在经济关系方面，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日中贸易为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如果没有进口日本的金、银、铜，中世纪中国的经济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发展（公元1600年前后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黄金出口国）。描绘北宋首都开封社会生活的《东京梦华录》中，仅就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就开列了好几页。宋代实行用焦炭炼铁，每年大约生产15万吨生铁。另外，中国的勤俭道德教育比日本的“心学”早了200多年，在16世纪的阳明学中就已定型。 另外，日本人一般也不了解日本的锁国举措与中国有很大的关系。明、清两朝曾反复多次实行“海禁”，但这些史实现在已经被日本所淡忘，似乎只有日本实行过锁国。 关于日本的锁国，人们认为那是因为当时日本担心放任出口金银会给日本的货币经济发展造成障碍。例如：1684年清朝解除了海外贸易禁令后，来到日本的中国商船急剧增加。江户幕府为了抑制金银外流，1685年颁发布告，限制中国商船的年贸易额在白银6000贯之内，荷兰商船在黄金5万两（白银3000贯）之内。 一提到锁国，我们的头脑中就只想到荷兰，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成见，尽管知道当时日本与中国也保持着贸易关系，却不了解其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日荷贸易。在长崎的旅游景点中，唯独建有荷兰商馆的出岛引人注目，一枝独秀，但当时常驻出岛的荷兰人只有15人。而附近的“唐人宅邸”（虽说称之为宅邸，实际上就是大约700米见方，用墙围起来的唐人街），则经常有数千名中国人居住，从事贸易活动。而且，当初荷兰人只是把在东南亚采购到的中国商品转卖到日本来，他们在产业革命后带来先进技术则是后话了。 在东亚各国中，日本是没有被编入中国册封、朝贡体制之内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是很独特的（当然，日本也在邪马台国时期与中国有过册封关系，足利义满也在勘合贸易〈许可证贸易〉中被纳入册封体制）。但是，只要中国稳定，日中经济、文化交流一直是十分兴盛的。说来，当时的两国关系绝无“政冷经热”现象，可以说是处于“政无、经文热”的状态。虽说实行了锁国，但江户时代武士的基本教育还是学习四书五经，武士们也喜爱吟咏诗词。这是用日本式的发音高喊中国诗词，是唯独日本才有的奇怪习惯。今天说来，就好像是高喊日文版法国诗人德莱尔的诗。 日本没有与清朝建立册封关系，使日本得以放手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于19世纪率先对欧美国家开放国门，并能够着手进行近代国民国家的建设。为了防止日本沦为殖民地，这些措施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日本未能控制好“国民国家”这台巨大的战争机器，未能阻止军部的一意孤行，从而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下次，我将对日本的国家制度作一考察。 ©河東哲夫...・・・
- 利用文化、“软实力”作为“实力外交”的工具是愚蠢的
2008,6.12 河东哲夫 我已经就日本外交的各种方式作了说明。这次想说说日本如何开展“文化交流”，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如何提高国家的形象，使外国人对你的国家抱有好感，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正像约瑟夫•奈教授所说的，国家的实力和形象是不能单凭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决定的，社会生活条件、文化水平，即“软实力”也是重要的因素。外交中的文化交流意味着向海外宣传本国的文化，并将外国的文化介绍日本到日本等。 但是，大张旗鼓地声称“文化交流”什么的，听起来总是令人感到一种官方的冷漠。如果外交官或政府官员一厢情愿地想着“必须开展文化交流，必须发挥软实力”等等，强行推销日本文化，反而会破坏日本的形象。文化，必须以文化的方式传播。 文化原本就是自由的，文化人士也在与外国自由地交流。不过，无论在哪个国家，日本的柔道、空手道自不必说了，就连日本的折纸手工、盆栽都得到了推广。这些国家的人们也常常来到日本大使馆，索取活动经费、资料和教材。而歌舞伎以及能的公演没有政府的资助则是很难举办的。普及日语和对有关研究日本的支持也一样是需要资助的。现在，全世界学日语的人已经多达235万人，希望日本使馆提供教材，派出日本教师的纷至沓来。国外研究日本文化的专家、翻译家也来到日本使馆要求提供研究经费或旅日奖学金。无论在哪个国家，喜欢日语和日本文化的人士都是日本的坚定的支持者，必须珍惜。 一提到文化交流，有些年轻的外交官就会兴奋起来，认为“这下自己也可以和文化名人交朋友了”。但是，对年轻的外交官来说，文化交流是最没文化的工作了。他们要到机场去迎接文化人士，为他们整理行李，办理通关手续，送客人到饭店，替客人办理入住手续，还要事先勘查公演会场，测量距离、宽度，调整麦克风的音量，干的全是伺候人的杂事。而且，无论搞什么活动，都要向外务省及国际交流基金（日本最为广泛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官方机构）写报告，作预算，文化人士回国后，还要提交结算报告、公演活动报告等等堆积如上的文件送到外务省。 文化交流还不仅限于歌舞伎•能的公演、陶器•书画展、海外日语教育普及以及培养日本研究人员，把日本书籍翻译成外文出版也属于文化交流，在外国放映日本电影、电视节目，也是文化交流。另外，向国外派出日本作家，或邀请外国电影导演到日本来，并创造机会，请他们制作有关日本的作品，与日本建立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这些被称之为“人员交流”。到柬埔寨古迹吴哥窟，就会看到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和志愿者们在为修复古迹而挥洒汗水。这也属于通过官方渠道开展文化交流的一环。 在免税额度比日本大的美国，民间财团、企业对文化活动的赞助是很多的（但政府也广泛开展宣传和人员交流）。而在日本，企业对文化交流的赞助，虽然每年都高于200亿日元，但是很多民间财团都各自限定在狭小的领域里，所以政府出面的活动就相对多一些。 在第一线看到的文化交流 歌舞伎或能的一次海外公演需要5000万到数亿日元的经费。包括唱词、伴奏人员在内，几十人在国外生活几个星期，机票费、饭店费、演出费等等数额相当庞大。在日本文化倍受关注的现在，歌舞伎、能都可以在外国进行商业性演出了，但是，大部分还是要由国际交流基金、文化厅提供资助。 当歌舞伎、相扑到国外表演时，日本驻该国大使就可以大批招待该国政府要人以及各国大使，来大力推销日本。不过，这方面的政府预算是有限的，大型公演每年在全世界最多也就只能举办两三次。除此之外，就只能依靠小规模的示范表演或开办演技教室了。大型公演是短暂的，无论多么壮观，第二天就会被人们遗忘。能够直接去现场观赏的观众最多也不过两三千人，即使公演的印象能够长期留在这两三千人的记忆里，费用与效果相比还是得不偿失。援助当地市民开展爱好日本文化的活动，利用媒体开展文化交流才是性价比更高的可持续交流。 日语教学是切实可行的文化交流的代表。日本商社以雇用聘用英语人材为主，因此，无论外国人如何努力学习日语，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但是近来日本制造业转向海外，聘用的日语人才越来越多了。在东京的金融、IT以及其它尖端的技术领域，发挥日语专长的外国青年也有所增加。在东京甚至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聘用中国员工的企业了。即便与就业无关，通过日语使外国人接触日本文化也可以在该国建立亲日阶层。 由于参与日语教学的人员较多，因此也容易出问题。在俄罗斯等国家，有的年轻的日本人日语教师卷入犯罪案件成为牺牲品，有的老年日语专家冬天来到莫斯科赴任，可公寓里连电话也没有，很为难。在美国，没有硕士学位的人很难当老师，所以日本人日语教师长期呈现短缺状态。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里，日语教师的月薪很低，当地青年很少有人愿意做这种工作，大部分人都去经商了。不过话虽这样说，一旦为当地送去日本人日语教师，却又威胁到当地教师的既得利益，无法使这些日本人教师有效地发挥作用。 国际交流基金对国外数年没有业绩的日语专业原则上不再予以资助。如果当初建立专业时就提供资助的话，就会有被白白侵吞的危险。为此，从头开始创建日语专业是非常难的。日本人志愿者和国际协力机构的青年海外协力队以及外交协会派出的日语教师，虽然可以填补一些空白，但是人数、水平都还有待改善。更不用说高中以下水平的日语教学了，日本政府在这方面的援助几乎等于零。在日本人志愿者从头开始创建的日语专业里，创建时期的教师与后来政府渠道派来的专家，曾因为工资差别等原因感情用事出现过对立。而日语报刊、书籍、录相带到处都很短缺，世界上还有很多日语专业由于付不起上网费而无法使用互联网。 奖励国外进行日本研究工作也是国际交流基金的重要任务。正像上期写过的那样，日本发生任何事件时，在国外电视、广播、报刊上做说明的就是这些外国的日本研究人员，所以，必须让他们正确的理解日本。为此，日方对举办学会、开展研究项目提供资助，并经常邀请外国研究人员到日本进行研究。 人员交流是很费事的。从订机票、接机，到配备翻译、安排车辆，而最麻烦的就是预约邀请外国文化人士到日本来时与日本人见面的日程。至今政府权力仍然很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士认为，只要日本外务省打个电话，任何日本人都会立即答应，按时赴约，所以他们到了约定时间会满不在乎地迟到或爽约。其实为了让那些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忙忙碌碌到处活动的日本文化名人参与，是经过一再恳求，跟他们说是为了国家，为了文化交流，才成功的。 看看在外国播放《阿信》或在日本播放《冬日恋歌》的评价就可以知道，利用媒体开展的文化交流，有时会戏剧性地催生对某国人民的亲近感。但是，政府对这些部门拨出的预算和安排的工作人员都很少。另外，越是有名的人物，越是希望通过商业演出创造经济利益，即使恳求他们“把作品用于文化交流”，也还是而很难把知识产权交给政府或国际交流基金。仅仅上演一两次，就要求支付非常高额的费用，国际交流基金等部门只好放弃。 电视节目的知识产权问题错综复杂。例如，在俄罗斯的电视台播放《多啦A梦》时，外务省科长在多名有关人员之间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许可。最近，日本很多文学作品都开始通过商业渠道翻译出版了，但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著作还差得很远。即使是文学方面，一个国家里有一位优秀的翻译就很不错了。而日本人写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等在国外不好卖，所以还是需要官方的资助。这方面也存在优秀的翻译家短缺的问题。 文化交流体制上的问题 经费不足、人员短缺是困扰文化交流的关键问题。在政府与文化的关系上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的电影、音乐、舞蹈等文化已经渗透到全世界，需要政府做的事不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好像在努力资助电影制作事业。而法国政府认为只有法语才是世界语言的女王，并大力开展普及法语的活动。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德国的歌德协会都在负责普及该国语言，开展文化交流的工作。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在此类机构中预算最少，工作人员就更少。2003年度国际交流基金的预算只有177亿日元，工作人员仅227名，而歌德协会预算达295亿日元，有625名工作人员，英国协会（也负责技术合作领域）达 959亿日元，工作人员为1423名。国际交流基金的预算和其它政府部门比起来只是小规模的外务省预算中的一部分，增加幅度也很有限。与此相比文化厅在文部科学省庞大预算的额度内，每年拨款46亿日元用于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应该更有效地利用在海外拥有关系网络的国际交流基金。 另外，在官方的文化交流方面缺乏能够发挥企划作用的人才。即使建交几十周年的日期已经临近，如果不靠外务省科级干部组织实力雄厚的企业成立实行委员会，募集资金，一切都无从开始。我想，要是这个时候国际交流基金有更多能够发挥企划作用的人才，能够包揽从筹措资金、制定活动方案到具体落实的所有事务就好了。 驻外使领馆也应该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大使馆负责文化领域的官员也应该有这么一种精神，自己动手描绘文化交流的蓝图，通过自己的企划，使那些可产生效益的项目得以申请，并将其作为优先项目，获得大使以至东京的批准。而且，包括大使馆的领导干部在内，都应该和文学、美术、戏剧、电影、体育等各领域的名人、年轻人加深友谊，随时准备将他们推荐给东京。 另外，由于财政状况恶化，近来日本有关部门贯彻“预算只为日本，只为日本人所用”的方针。但是这一来，文化交流就出现了困难。正像上面写到的，在外国协助当地人开展折纸手工、插花活动是可以为日本使领馆培养支持者的。但是，有关方面却禁止对他们的活动提供长年的经常性资助，因为一旦提供资助就很难中途停下来。 将日本人尚未了解的中亚或非洲国家的民族艺术介绍到日本来，会极大地加深日本人对这些国家的感情。但是，政府预算中没有可提供资助的项目，而如果没有资助，这些国家的艺术家们是无法支付日本国内高昂的住宿费、伙食费和交通费的。 ☆☆☆ 当政治和经济走投无路时，人们会突然转而关心文化。笔者也曾认为日本拥有高水平的文化，可以“文化立国”。但是，我们不应该过于期待文化交流对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的作用。据说在美国等国家，日本文化作为“日本之酷”而受到赞赏的，但是日本的漫画、流行音乐并没有压倒美国的文化背景，日本人也并非突然开始受人欢迎的。虽然日本工艺品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到印度的维拉纳希去看一看，就会为传承、经历数百年的纺织品设计之精美与丰富多彩而惊叹不已！应该认识到日本文化也只不过是世界上众多文化的一种而已。 文化有助于外交，但不会成为构成国家实力主要的组成因素。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在社会魅力、自由的渗透程度等不充分的情况下是无法发挥其效力的。尽管如此，文化交流还是能够丰富人们的内心世界，给很多人带来工作和生活意义。因此，必须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经费。比如有组织地在各地方自治体相继建成的音乐厅、文化馆，巡回演出国外民族艺术或放映无法商业化的外国电影。驻外使馆、国际交流基金办事处向日本“全国公立文化设施协会”，选送驻在国文艺界人士、团体的有关图像信息，查阅了这些信息的日本地方文化馆如果认为有意思，就邀请其他地方并利用外务省和国际交流基金的全球网络举办公演，实现文化交流。 我认为，在向海外传播日本文化方面，与其花费大批经费资助个别项目，不如利用官方资金健全易于日本文化流传海外的机制会更有效率。例如加强与外国促进团体和AV流通企业的合作，由他们在当地筹措大部分资金等等。此外，建立用各国语言介绍日本的新书刊、新电影、电视节目等的数据库；在世界各地举办“文化交流项目国际展览会”，请世界各国的节目编导、导演汇聚一堂，搜集洽谈日本文化项目的内容，也会很有效的（这样做，外国人可以节省旅费，参加的人会更多）。脱离世界文化的流通网络，单纯资助个别项目效率会很低。我们应该自己主动利用世界文化流通网络，同时也要为健全它而努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