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系俄文，刊登在2002年东洋学研究所发行的《日本年鉴》上。文中论述的对华贸易将越来越重要等许多预见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关于目前在美国金融危机下不断出现的情况，尚需另作探讨。）

前言
千篇一律的成见包围着日本
日本被许多千篇一律的成见包围着。例如：日本经济是从落后的封建时代突然繁荣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奇迹”是由于工人们盲目服从企业造成的；日本政府完全像苏联一样全面管理着经济等等。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取得巨大发展的非白人国家。过去，日本也曾仿效西欧殖民主义，试图扩大领土，二战后，出口大幅增加给欧美产业造成极大的打击。为此，日本引起发达国家的怀疑和羡慕。欧美各国试图在日本经济发展问题上找出日本“不正当”、“落后”的理由，由此产生了很多有关日本的成见。
欧美认为，日本是利用社会的“落后性”取得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说，利用了可以称之为过分的集体主义、劳动热情、妇女的低贱地位等等。对于欧美来说，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不景气是上述理论的符合逻辑的结果，也就是说，落后的社会已经无法应对“经济全球化”了。

但是，日本的现实远为复杂。日本并不是在落后的黑暗中“突然”崛起的。资本、经营方式以及工学技术已经在封建时代结束前积累起来，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城市中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中产阶级。

“日本模式”的神话
关于“日本模式”有很多议论，但是没有明确的定义。不过，几乎经常而且有时带有否定意味地被人们指出的几项，有终身雇佣、论资排辈、企业中的“家族式”关系、决策中意见一致的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彻底的事前斡旋工作、书面请示制度，还有政府“严格的”经济管理。
但是，肯定的方面常常被人们忽略。这就是：企业成员之间高度共享信息，常规性的岗位轮换给职员们增加了很多经验，同时防止了与外部商务伙伴发生勾结及腐败行为，而且，在战略以及业务决策上加强了中层管理干部的主导性（当然，这些会因企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很多企业由于官僚化蔓延，这些积极因素正在逐渐消失）。

关于“日本模式”一词的定义姑且不论，那种认为日本只是单纯依靠“日本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二战后，国内需求爆炸性的扩大以及良好的世界经济景气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人们所谓的“日本模式”的各项因素中，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就是健全的银行融资而已，其它因素，例如“终身雇佣”、“论资排辈”，与其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成果。
“日本模式”已经完成了促进工业化，实现高速发展的使命。由于拉动增长的火车头——最初是内需，其次是出口——逐渐减弱，日本为了维持生产水平，需要其它模式。

但是，为了摆脱萧条，没有必要寻找下一种模式或意识形态吧。这一点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俄罗斯都是一样的。日本面临的课题是实际问题，那就是重组政府、企业、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制定新的发展方向。不过，由于官僚作风已经在大企业中扎下了根，此外，企业依赖政府资金的体质遗留了下来（尤其是建筑部门特别严重），在教育上又过于偏重于“平等”，夺走了儿童的霸气，因此这项工作也许极为艰巨。

资本、技术知识、手工业的积累（封建制度结束为止）
产业革命之前，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日本历史也围绕着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形态展开。
大和朝廷实质上垄断了土地，把农田租给了农民（689年实行班田制）。不久，土地被集中在贵族手中（庄园制），后来又逐渐被转移到负责在现场经营土地的“地头”的手中。地头们与保护庄园安全的武装集团——武士们联合，或自己本人成为武士。
土地国家所有制的瓦解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导致了中世纪长期动荡的时代。已经成为领主的地头们相互征战，但同时扩大了耕地，开发了矿山，鼓励了手工业。
当时，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成为贸易和工业的中心，明朝兴旺繁荣，而西欧还是一个落后地区。据川胜平太等学者研究，当时日本积极参与了国际贸易，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黄金出口国、砂糖进口国。明朝衰落后，日本的陶瓷器出口也十分兴盛。

从17世纪到19世纪，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停止了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关于锁国的原因，尚无定论。依我之见，主要原因是政治性原因。被称为一神教的一向宗信徒们发动叛乱之后，江户幕府对基督教在日本扩大影响提高了警惕。但是，另一方面，就像是一个纯粹的偶然，开始锁国与日本金银产量的下降是同一时期）。奢侈品的进口被持续下来，但日用品，即：砂糖、棉花、食用油以及其它一些生活用品需要自给，必须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现在，日本已经几乎不生产这些农产品了，因为没有竞争力）。
在这些农产品中，大米的交易是以全国规模进行的。日本各岛沿岸形成了海上航运网，大阪开办了庞大的商品交易所，还就大米进行了世界首次期货交易。

大城市中出现了大商人，手工业以及文化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日本人并不像现在这样勤奋，也不懂得严守时间（严守时间似乎是西欧产业革命的产物）。大多数人都是把子女送进私塾，读书识字，学习计算。在这些私塾里，不仅教授传统的儒教价值观，还教授“勤劳的哲学”。石田梅岩集神道、佛教、儒教于一体，创立了独特的“勤劳哲学”。这是一种浅显易懂的哲学，被人们称之为“石门心学”，在本质上使人联想到耶稣教，即：人只有正直、勤劳，才能够立足于社会。

日本直到最近才终于普遍重新评价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的高水平的文化了。关于这一点，有关专家和机构发表了一些学术专著和一般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们注意到了当时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江户的水道系统、大阪的运河网等）、渗透到各阶层的文化（歌舞伎、净琉璃、大量的出版物以及相当于报纸的瓦版）、高超的手工技术（例如：工艺坠子）、高度的权利意识（随着城市中武士的贫穷化，他们的地位下降，无故杀伤町人会受到声讨。在农村，农民们常常发动起义）、特别是天皇或江户将军领地的农民的高收入（产量不断提高，年贡长期不变）等等。

这些著作达到的结论是：日本在封建社会末期逐渐在实质上形成了市民社会。不存在绝对的权力（权力分散在江户幕府、天皇以及各藩之间）也是原因之一。这种多少有些平等主义的社会氛围反映到井原西鹤的作品和落语中。
但是，对于他们的主张要不偏不倚，因为这些作者过于受到了对西方文明感到幻灭，希望回顾明治产业革命中被轻易抛弃的“美好的”过去的社会氛围的影响。

下文所述内容，多为在日本政策投资银行（DBJ）九州分店之所闻。如果想听人完整地谈一谈地方经济，找诸如日本银行分店、工商局、DBJ分店等最为合适。特别是DBJ，他们每年都会制作各个地区宣传册，“九州简介”就是其中之一。在不到100页的小册子中，从地方生产总值、各个县的“出口”“进口”数字、到主要产业状况，精炼而易懂地介绍了地方情况。

福冈发展的原因
明治以后，九州的中心很长时间一直在熊本。中央各省（相当于中国行政的“部”）的地方办公地也均设在熊本。
工业方面，八幡（现在的北九州市。明治时代初期，官营八幡钢铁厂建成。不久，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转售给民间）成为九州的中心，当时，福冈仅为九州的第三大城市。
昭和50年（1975年），新干线通车到博多（福冈港口名），福冈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板付机场转为民用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由于福冈四面环山，人口密度高，用水量日渐不足。因此，建设了备用大型海水淡水化设施。
现在，包括周边地区在内，北九州、福冈、熊本三地人口均超过了100万人。三座大城市距离如此相近，这在日本也不多见。

经济概况
泡沫经济崩溃后，九州经济曾经一度长期低迷，最近，在汽车等制造业投资的牵引下，开始重新取得发展。2007年，博多港出口额增长37%，达到5兆日元，创历史新高。汽车、半导体对华出口量倍增，是出口额增长的重要原因。九州约占博多港出口贸易量的2成，其中，对华出口份额最高，为32%，其次为韩国16%、美国10%。对华出口量较2005年相比，约增长了6.5倍。

九州北部从明治时代开始，曾经有很多煤矿。而且，在明治时代的最初期，日本曾经通过出口煤炭，赚取了大量外汇。作为工业国家的日本，就在150年以前，还是一个依附一次产业、天然资源的国家。彼理提督当年迫使日本开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也是为了购买对华贸易船只和西大西洋捕鲸船的煤炭燃料（简而言之，可如此说。总之，美国当年并没有特别期待与日本之间的贸易）。

八幡钢铁厂附近的筑丰煤田，有明地区的三池（开发始于江户时代，奠定了三井财阀的根基），长崎附近的“军舰岛”池岛煤矿（为人造岛屿，因远观形似军舰而得名），都曾经十分著名。煤炭和钢铁是产业革命基础之基础。这一带大概相当于格拉斯哥周边在英国的地位吧。

原以为，受印度新兴国际钢铁集团“米塔尔”冲击，最近八幡钢铁厂可能形势不妙，不过，据说八幡现在同样处于扩充状态。主要缘于对华汽车钢板、建筑钢材出口坚挺（到2008年以前）。大分县也有一座钢铁厂。

由于熊本附近富含地下水等原因，半导体生产兴盛。记得我在波士顿工作时，接触过的一个名为“Teradyne”的半导体公司，当时在熊本就有一座工厂。这个公司是俄罗斯人移民（我想应该是犹太系）子孙建立的风险企业。这一家系中，还曾有一人任职MIT（麻省理工学院）理事长。每当听到有人说什么，“俄罗斯人没有勤奋精神”，我总是拿这个实例来反驳。

日本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
我知道，新泻地震以后，日本汽车企业开始分散布置生产基地（发生新泻地震时，有一家位于地震地区的零部件企业受到震灾影响，该企业是某汽车零件的唯一生产者，因受灾而停产数日），却不知道九州现在汽车组装量已经仅次于爱知县，成为日本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可以轻易地雇到青年工人，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丰田从博多港，大发（Daihatsu）从大分附近的汽车专用装运港—— 中津港，日产从北九州附近的苅田港出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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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京北上150公里，就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入口，大约两年以前，我走访了那里的米泽、山形、仙台几个城市，与多位当地人士交流，今天尝试着把内容和感想归纳如下。大河最上川作为运输动脉，纵深于山间盆地之中，以它为中心，自古就形成了一个经济、文化圈。

“最上川经济圈”
乘坐山形新干线，在茂密的林间径直穿梭北上，仿佛慢慢走进了桃源仙境。山形盛产樱桃、桃子、苹果等，是著名的水果之乡。
最上川在到达日本海酒田入海口之前，在山形县中贯穿纵横。在最上川形成的肥沃盆地中，
形成了几座以大名城池为中心，发展而成的古老城邑——酒田、鹤岗、尾花泽、新庄、山形和米泽。这里以最上川为动脉，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圈。（现在，连接岩手、仙台、秋田、福岛等地，发达的高速公路网，取代河流发挥着作用）。

我想，当时，大米和其他农作物一定是从最上川运出，然后在日本海岸的酒田港集结装船，之后运送到大阪市场销售的吧。江户时代用作榨油的红花，也是这一带的特产。据说，酒田富豪本间家，就在红花交易中获利不菲。红花也是今天山形县的县花。
最上川流经的盆地周边几乎都是山地，西南有以行者和高僧著称的出羽三山——羽黑、汤殿、月山，北面是和富士山相似的火山——鸟海山。
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加上有大米、水果、海产、米泽牛肉等美味佳肴，风韵高雅的织物和铁器（据说，茶道使用的大部分烧水皿都产自山形）交相呼应，说这一带类比桃源也不为过吧。

小城米泽
米泽是我下车的第一站。这里的街区依计划重建（以火车站为中心，街道呈放射状向周围延伸），城市面貌较新，而我到的那天，却显得有几分冷清。
站前有几家打着“米泽牛肉”招牌的店面，我随意走进其中的一家，点了一份牛排，没有特地吩咐，店家就端来了可正合我心意的五分熟牛肉，不由得一阵欣喜。

虽然城里略带乡土气息，米泽的工业出品量在山形县却是堂堂的第一位。工业区位于米泽郊外，尽管这次没有时间亲自去看看，但听说Pioneer（先锋）和三菱综合材料工厂（后者主要生产硅晶片）都坐落其中。
选择米泽下车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是上杉鹰山（18世纪后期的米泽藩主）的故乡。我造访米泽的时候正是小泉政权时代，当时，财政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因此，当年曾经一举偿还超过藩内年产值的巨额借款，完善藩内财政的鹰山，一时间倍受关注。刚才，打开维基百科网页，才发现原来连肯尼迪、克林顿也对鹰山的事迹有所耳闻。据说，这是因为，基督教学者内村鉴三的英文作品中，曾经对鹰山有所介绍。

米泽还有一座雄伟的上杉鹰山博物馆。走进入口，能乐舞台立即映入眼帘，尽管建筑本身十分宏伟，鹰山事迹的展示却让人觉得还有待充实。
根据馆内的介绍，鹰山在改革初期，曾经遭到周围的强烈反对，在改革尚未看到效果之前，就让位给继承人，之后，从佐政立场继续参谏藩政，直到去世以后，藩内财政才实现盈余。
鹰山也曾抱有难题，他的藩从会津“调职”到米泽以后，也一直继续供养着会津时代的大多数官吏。与今天一样，一定是即便知道需要减少官吏人数，也很难轻易裁减要养家糊口的官员，在等待他们退休当中，岁月就慢慢流逝了。

鹰山同时努力振兴产业。当时，陶器、纺织物、铁器等生产活跃。不过，这些可能并没有对藩内财政改革起到推动作用。
所以，上杉鹰山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精神。是他那种顾全社会整体，放眼未来，追求长期目标的精神（我想，他的周围一定相当“干净”吧）。尽管这种精神，在现在这个渡世艰难，节奏紧张的时代，并不可能实现。

在上杉鹰山博物馆中，我还了解到，米泽还是著名的民法学家——我妻荣博士的故乡。他出生的房子现在是他的纪念馆，这也是刚刚在网上得知的。如果事先知道这个信息，或许讨厌法学的我，就不会走访米泽了。

山形
山形市人口25万，规模与大城市仅差一步，因此它同时兼备着这一规模城市的优势和劣势。
停靠在火车站前，待客的出租车有几百台，仙台如此，山形也一样，出租车生意艰难。听说，他们只有在山形县政府部门门口排队，才能等到生意。现在，在日本地方，仅靠开出租车，已经不能维持生计。“15年以前，出租车司机还是很好的工作呢”，很多司机们都如此感叹。

山形开往仙台的大巴却生意兴隆，每年约有130万名乘客乘坐。据说，山形的女性们经常到仙台购物。
当然山形、仙台之间也有铁道“仙山线”相连。乘坐这条只在地图上看过的铁路，看到重山中，坐落着许多民宅，感觉似乎是仙台的郊外。从山形到仙台，大概需要1个小时时间。

大学的作用
东北大学工学部，一直具有实用科学传统，特别是金属材料研究十分著名。二战前，领先世界的八木天线就是在这里开发的。
山形大学的工学部也很有名。因为工学部的存在，才有缝纫机工厂等到米泽的工业区投资建厂。在二战时期，有很多东京的工厂疏散至此，形成了当地工业区的基础。

并且，在这个工业区中，还有一座产学共建的研究基地——“有机电子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Organic Electoronics）”。这里主要以世界第一个开发了高亮度白色有机EL（平面光源）的山形大学城户淳二教授为中心，与松下等公司共同开展研究。很遗憾，这次没有时间去看一看。
在岩手（约位于山形以北100公里。属于北上川水系）新建的岩手大学工学部，现在已经成为丰田等汽车工厂的人才供应基地。

在上文中曾经提到，岩手、仙台、山形、酒田、秋田一带之间，由高速公路网紧密相连，因此，汽车公司也开始在岩手投资建厂。吸取几年前发生新泻地震时，独家生产汽车零部件的配件工厂被迫停产的教训，日本汽车企业开始在日本各地分散建设生产基地。由此，九州和岩手，今天也成为了汽车生产的基地之一。

增加中国游客
走访各地县、市政府，经常会被询问，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积极消费的中国游客。
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总会回答，“你们的想法很好，但是，你们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形状的马桶么？”外国观光客，特别是女观光客，在海外旅游中最大的烦恼，就是遇到自己不习惯的卫生间马桶。但是，了解这个信息的日本人却不多。或许是他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形状的马桶，或许是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安装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式马桶，接待中国游客没有问题。
不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怎么能够吸引游客呢？

仙台经济圈
尽管距离最上川经济圈已有一定距离，仙台（人口约100万人）却发展很快。城市面貌也相当现代。
专家们认为，仙台属于“分店经济”（总公司设在仙台的大企业很少），对以使用政府预算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建筑业，依存程度高。例如，仙台“东北经联”（东北地区类似日本经团联的组织。范围包括新泻地区）事务所有职员30人，据说，其中10人左右都来自于东北电力公司（电力公司为垄断企业，实质与国营企业类似），固定职员10人左右，其他则来自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新日铁、JTB、NTT东日本、JR东日本、77银行。

在日本各地，共有8个地方经团联，仙台的东北经联管辖范围包括新泻地区。这个经济圈有人口1200万人，约占全国的10%，但是GDP却只有全国的8.5%（2005年），对公共事业依存度很高，全国约13%的公共事业费用都使用在这个经济圈中。 （完）

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田母神在某民间团体有奖征文中写道：“所谓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侵略了中国等国家是冤枉的”，引起了轩然大波。据报道，就像事前约定好似的，他获得了一等奖300万日元。这不仅仅脱离了从政之道，而且“写下了不该写的文章，说出了不该说的话”。
我看了有关报道后不禁感到有些心情不快，于是看了田母神的论文，结果，给我留下了与相关报道有些不同的印象。

我觉得，田母神想说的话在结尾部分：①日本自卫队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后遗症，成为连集体自卫权等也不能行使的不健全的部队（即:既使美军在日本周边地区受到攻击，日本自卫队也不可以援助美军）；②日美同盟是不可缺少的，但永远依赖日美同盟也是不完善的，日本应该更多一些自己保卫自己国家的气概。如果仅就这些观点而言，我也是丝毫没有异议的。

这篇短小的论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关“日本进军中国及朝鲜半岛是依据国际条约采取的行动，不是侵略”的部分，其逻辑是歪曲历史的。日本是以武力威吓将朝鲜半岛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的。日华事变爆发时，驻扎在北京卢沟桥的日军不过是义和团动乱之后为保卫日本使馆等得到许可的驻军。义和团被镇压后，1901年签订的《北京议定书》根本不能给企图逼迫中方割让整个华北以至进攻上海、重庆的日军的行为以丝毫的合法性。

田母神还说，日军受到了被共产国际操纵的蒋介石的挑衅，轻易上当受骗，被拖进了长期的持久战。即便假设这是事实，那也只能说明日方没有先见之明，而不能使日本的行为正当化。
田母神说共产国际也渗透到了美国政府之中，把日本拖入了战争。关于美国为了诱使日本开战逼迫日本开第一枪是否是事实，尚无定论。即便假设是事实，那么明知日美两国实力相差悬殊，却迫使自己去遭受美国的打击，应该说是日方的过失吧。

归根结底，田母神的逻辑就是日本对过去的战争没有责任，东京审判是不正当的。但是，战争责任问题已经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得到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解决。日本通过这项条约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论。我希望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一点的人自己去打仗。而仅仅在自己的同伙中，即使相互确认自己是正确的，也无法说服整个世界。

田母神还写道，东南亚各国支持了战争中的日军。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过去都曾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我的履历书”栏目中指出，英国统治时期比日军占领时期更人性化一些。
现在，自卫队的行动依旧受到各种制约，这是事实。即使参加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等活动，也不能使用武器（受日本国内法制约。为消除制约，各党意见不一）。因此，在伊拉克必须依靠英军或澳军的保护。

田母神说，这种制约是不合理的，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但是这种逻辑对日本社会是无效的。日本大多数舆论之所以希望对自卫队加以制约，恐怕并不是因为认为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仅仅是因为厌恶战争吧。如果想解除对自卫队行动的制约，那就需要采取其它不同于这次田母神运用的逻辑。
二战后，世界上已经没有对殖民地的争夺了，只要加入WTO，就可以基本确保市场。所以，在战后世界上，只要拥有自卫力量就可以了。而连自卫力量都不要的人，如果看一看过去19世纪试图在奥地利与拿破仑军队之间寻求严守中立的威尼斯被两者分割的前例就会改变想法了。

正如田母神所说，日美安全保障同盟是必要的，没有这一同盟，日本就会重蹈威尼斯的覆辙。如果把安全保障的基础建立在日美同盟上，那就不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而日本没有义务保护美国，就不能再维持这种单方义务的关系了。

另外，传媒报道的一些意见主张不给田母神退休金，要求他自动辞职。这是一种感情上的随声附和。日本效法中国成为律令国家以来已经是一个法治国家了，因此，我希望能够按法律办事，而不能因为“写出了不能说的话”、“给社会造成了混乱”就按照全社会摈弃的逻辑决定处罚，那样做就倒退到了律令国家以前的时代。

“写出了不能说的话”的说法也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维方式，其实质含有“田母神写的见解是正确的，只是不能说出口”的内涵。究竟谁决定不能说呢？与其争论“能不能说”，不如从正面讨论田母神的言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吧。

１．产业集积的重要性与文化传统
（１） 我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现职时期，经常思考经济发展和经济开发的问题。
与从未树立起财产所有权观念，由政府和政党掌握、运营一切资源，在实现市场经济化的道路上苦苦挣扎的上述两国相比，更加深刻体会到日本从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开始发展起来的自营农业对经济发展发挥的重要性。

在日本的封建领主中，与榨取地方财富的少数派相比，更多的人更致力振兴产业。
原因在于，他们立场薄弱，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如果剥削过度，引起农民暴乱，就会被江户幕府剥夺统治权。因此，从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开始，日本的农工商得以平衡地取得发展。走访日本各地，可以更切身地体会到这些长处。

（２） 江户时代，及江户时代以前地方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所谓的“产业集积”，由此进一步吸引外部投资，形成经济良性循环。冈山、广岛地区经济就是这种模式的典范。这一地区地震少，具有建设工厂的良好条件。

２．广岛周边与福山周边经济的鲜明对照
（１）富有挑战精神的福山周边（备后、井笠地区）
　○江户时代，在自给自足的锁国体制下，濑户内海地区成为日本的棉花生产基地，在此基础上，纺织工业兴盛发展。另外，在备后、井笠地区，可能由于农民的地租负担较轻，推动了资本的形成。
加上备后、井笠地区具有风箱制铁、刀具锻造等金属加工技术传统，为精密加工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地区从地方产业起步，之后在吴地区（日本海军军港和造船厂）、广岛（日本陆军物资集聚地）等地的军需推动下，实现了金属、机械、电气机械等产业的集积。

○ 发祥于这一地区的著名企业和抢先时代的风习
以下为诞生在这一地区的一部分著名企业。（不分先后排序）。
①RYOBI：　铝压铸冲模顶尖企业
②RORZE：　半导体晶片传送装置产品为世界顶级水平
③KAIHARA：　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牛仔布生产企业。明治时代，从备后花纹布织布机作坊起家。从创业伊始开始，在全国开拓市场。
④西服企业——青山商事
⑤迪思科：　硅晶片切割设备生产领域，世界市场占有率70%—80%。1937年在吴地
区，作为军需工业用磨石企业创业。

等等，不胜枚举。多为所谓的缝隙企业。这种抢先、冒险的风习，在多移民的现象上也有所表现。例如，广岛县1899年到1923年，北美、南美系移民累计人数局日本首位。这让人不禁想起，创造了众多优秀华侨的福建省客家族人。

　○而且仓敷还拥有非常出色的文化。江户时代的白墙批发店一条街，在柳枝下沿着护城河两侧悠悠绵长的景象，非常值得驻足一赏。
大原美术馆的收藏品更是震撼人心。这座美术馆由设立了仓敷纺织公司，村长出身的当地实业家——大原孙三郎创建，虽然是一座私人美术馆，其收藏和规模却相当出色（曾委派画家小岛虎次郎，到世界各地收集艺术品）。

提起纺织企业，往往让人想起《女工哀史》一类作品，而据说大原却十分留意员工福利。他本人在明治30年（1897年）前后，到东京求学，由于生活不羁，欠下大笔借款后，迫于压力返回故乡。创建仓敷纺织公司的是他的父亲，孙三郎似乎是为了反抗父亲，大力致力于改善女工待遇。
在仓敷文化会馆中，张贴着布拉格剧团即将演出《佩加罗婚礼》的宣传海报。市内还有一座优雅地再现了哥本哈根提沃利风貌的主题公园。这里正是文化在产业集积地发芽开花的典型范例。

（２）另据特色的广岛
○追溯广岛历史，最初毛利世族在此修建城堡，而逐渐形成城市。平成4年（1992年），以亚运会召开为契机，广岛市街区进一步现代化，真正成为一座摩登与美丽并存的城市。但是同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广岛市财政开始陷入赤字的烦恼。
由于广岛经济模式属于典型的“分店经济”类型（总部设在当地，向当地支付高额税金的大企业很少。也就是说，银行及其他企业，多为总部设在东京、大阪的大企业的分公司），泡沫经济破灭后，各公司纷纷缩小分公司规模，目前，广岛市内空房率达到13%，即使是目前正在筹划的二次开发项目，也少有收益明显改善的迹象。
加上广岛四面环山，低价较高。更为其他地区银行、企业的投资增加了难度。

○广岛曾经是一座军事城市。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中，作为日军大本营，成为军事据点。之后又驻扎有第5师团，并建立了军工厂。二战末期，日军第2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战争期间，军队从广岛的宇品港出发到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当时，广岛曾是日本进军大陆的重要基地。
直至战败，日本海军镇守府一直设立在吴地区（以江田岛等为屏障，即使敌舰进入濑户内海，也无法炮轰吴地区），这里的海军工厂一直支撑着吴地区的经济发展，曾经发挥着牵动地方企业发展的作用。

○或许由于该地区从军需起步发展而来的企业较多的原因，至今为止，广岛市钢铁、普通机械、造船等重工业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仍比日本平均水平高出1成以上。广岛东部的西条地区与滩地区、伏见地区起名，被誉为“日本三大酒城”，而西条的造酒行业也曾依附于当地的军需。

○与大阪、名古屋、东京的陆军工厂相同，吴地区的海军工厂（曾建造大和号战舰。与大阪陆军工厂相比，没有受到空袭的彻底性破坏，至今应该仍有很多船坞、厂房保持着当时的面貌。其中一部分现在用于制造人造卫星）的技术和经验为周边企业继承发展，产生了数个著名公司。吴地区的海军工厂与佐世保、横须贺的海军工厂不同，这里曾经设有制造大炮等的开发设备和开发装甲板等的制钢厂。

五洋建设在参与吴地区的船坞建设中，锻炼了海洋土木工程技术；中国化药也是由江田岛火药处理公司发展而来。从海军工厂旧址中发展起来的企业还有“中国工业”（生产制造高压气机械、建材）等。虽然不属于此种类型，有趣的是，写乐钢笔最初也是从仿制欧美归国的海军军官带回的钢笔，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发明了一分为二的笔尖）。
似乎是因为这样的传统，一部分当地企业仍旧盛行官需依存风。至今为止，依旧不肯改变经营内容。

○发祥于广岛的著名企业
发祥于广岛的一部分著名企业如下（排序不分先后）。
①马自达：　最初为吴造船厂舰船内饰软木生产厂家。1930年，制造日本首个摩托车马达，1938年成为陆海军共同管理工厂。现在工厂占地49平方公里。工厂本身几乎未遭原爆破坏，战后不久就重新恢复了三轮汽车的生产。
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福特系统下的重建工作（泡沫经济时代设立双重销售网络等，业务过度扩张）。2005年“Roadster”被评为年度最佳车型。目前，正在中国南京建设工厂，马自达汽车在俄罗斯也十分畅销。
②迪思科：　从磨石工厂发展为半导体制造装置企业。
③面包西点厂家——ANDERSEN GROUP：　前身为TAKAGI BAKERY。在全国数个基地生产面包生面，冷冻后发送给周边工厂，实现品味均一化、确保生产效率。
④蚊香厂家——FUMAKILLA
⑤Orico：　在日本首家发行消费者信用卡。
⑥Calbee：　日本最大的薯片公司。现在总部设在东京。
⑦Molten：　世界最大的篮球、足球制造商。

每个公司都以创新见长，富有挑战精神。

○另一方面，广岛附近的吴地区企业，依然保留着海军工厂下包生产时代的习气，缺乏技术革新精神。起初建立在吴工业区的企业也曾富有进取精神，“中国木材”（这里的“中国”，指日本的“中国地区”）就是其中的典范。公司创始人堀田，只经过一代人就将公司发展成为上规模的大企业。
据说他的办公室位于预制房屋的3层，已经年近70的堀田总是健硕地快速跑上外置式楼梯，年轻的部下们则气喘吁吁地跟在后头。“中国木材”除了创造了短时蒸木干燥法外，还使用微机设备，完全按照木匠的要求裁木、挖孔，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出厂后的木材运至现场直接安装即可。

（３）军需在地方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与企业孵化器——吴海军工厂
乘车游走吴地区一带，至今犹可看到军事城市的形迹。各种城市基础设施都按照军事需要设计而建。换言之，战前的军需与战后的公共事业十分相似，是当地居民经济生活的支柱，同时也因此逐渐变得难于驾驭。
岩国、大竹联合企业原来也是从军需工厂起步的。

货币是具有以下3种职能的辅助工具：①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标示；②购买产品或服务时的支付手段；③储蓄财富的手段。就是说，货币及金融就像是维持经济活动的血液，其自身是不会产生财富的。

但是，最近在美国，金融技术发达，出现了似乎“钱能生钱”的现象。

美国从中国和日本大量进口，但作为价款支付的美元事后又重归美国，因为只有美国才拥有能够放心动用大批美元的市场。

于是，中国和日本拥有了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可以用这笔收入维持预算了。东亚各国与美国处于经济上共生共存的关系。

另外，美国及英国发展了金融技术，使自东亚及产油国回流的资金增值。据瑞穗综合研究所统计，在美国企业利润中，金融业（包括保险、房地产业）所占比率已经从1985年的20%多上升到2004年的30%以上。与制造业占40%、金融业占10%的日本相比，美国对金融的依存是显而易见的。1990年以来，英国实质经济增长的大约一半是依靠金融业的增长，而1985年以后的20年中，60%的就业增加是金融业创造的。

但是，美国住宅价格下跌造成了住宅贷款债券市场的瓦解。大量持有这些债券的欧美银行财务状况恶化，抑制了对企业的融资。

为此，美国股市急剧下滑，给企业的财务加大了压力。

由此，这1年来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的时价总额合计减少了20万亿美元以上，就是说，相当于世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40%以上的“财富”，实际上是靠金融技术编织的梦幻。

由于欧元下跌，美元仅对日元出现了暴跌。但是，由于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美元无论何时进一步贬值都毫不为怪。

二战后作为国际主要货币支撑了世界经济的美元是否将失去它的地位呢？

能否确立取代币值不稳定的美元的国际主要货币呢？

虽然我不是金融专家，但想以下述各点为中心，抛砖引玉，征求大家的意见。

⒈国际主要货币必须尽可能为单一货币。
世界上用于国际决算的所谓可兑换货币是很多的，但仅仅如此，对贸易是很不方便的。

⒉因为中国对日本出口换取日元后，如果再用它支付从澳洲进口货物的货款，那就必须把日元兑换成澳元，要交兑换手续费。

就是说，如果只进行双边贸易（例如日中、中俄、中美等双边贸易可以在两国之间达到平衡，在两国间完成决算），那就不需要单一的国际货币，但是，多国之间频繁进行多边交易时，如果没有单一国际货币，那么每次汇款或决算就都要出现兑换手续费的问题，从而减少利润。如果有单一的国际主要货币，那就很方便也很便宜了。

而如果要使所有双边贸易达到平衡，世界经济就会停滞。

美国即使想使出现逆差的对华贸易平衡，归根结底也只有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与其实行这种缩减型平衡，还不如利用对欧洲等地的贸易顺差抵消对华贸易的逆差，以此达到扩大型平衡。

在此，我们应该回顾一下17世纪的英国，她改变了只对欧洲大陆进行贸易的方式，增加了对非洲、北美的贸易，展开了所谓“三角贸易”，从此贸易量得到了飞速扩大。

过去苏联圈各国的情况是双边贸易造成经济停滞的实例之一。那时，苏联与东欧各国有类似国际货币的“转账过户卢布”，每年都进行贸易，并使双边贸易达到平衡。但是“转账过户卢布”仅仅是计算单位，只用于这些国家双边贸易的决算。也就是说，苏联圈的经济受到了计划的束缚，而且，不存在单一国际货币，也没有开展多国贸易，因此总贸易量停滞不前。

⒊二战前，由于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汇兑比率是固定的，因此不会有人怀疑货币价值，引起急剧贬值。如果出现贸易逆差，为支付价款，黄金外流，国内景气萧条，进口减少，于是贸易收支恢复平衡。这具有缩小型平衡体系的色彩。
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9年又爆发了经济危机，由此金本位制瓦解。大国纷纷提高关税，划定自己的经济范围，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注：顺便提一下，日本流行一种过于强烈的观念，认为“罗斯福的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危机中挽救了美国”。但实际上，即便是新经济政策，其效力也是不够的。而真正使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振兴起来，还是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幅增加了军需生产之后。
另外，1971年尼克松冲击以及1985年《广场协定》后，美元大幅贬值，但美国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搞活了经济。由于《广场协定》签署后，美元贬值，美国的出口在5年中翻了一番，带来了克林顿政权时期的经济繁荣。）

⒋更换国际货币恐怕没有发生战争那样的重大事件是不可能进行的。
现在仍有人主张确立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但是，如果问道具体应该用哪国的货币为好，他们就哑口无言了。
有人提出过用中国的人民币，但是，人民币在国外甚至连兑换都不可以。而且，中国对许多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所以，人民币不是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而是经常回流国内。这样是不能作为世界贸易的媒介的。

⒌即便发生了战争，更换国际货币也是非常艰难的。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转承了各国以英镑标记的债务，同时改为以美元标记。

而且，实行马歇尔计划时，美国为欧洲无偿提供了430亿美元资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000亿美元，让欧洲从美国进口货物，以此重新启动了世界经济。

如果不做出人为的努力，国际货币是不可能更换的。

⒍二战后有一段时期世界货币体制是美元汇兑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即：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汇率保障美元的价值，因而可以使美元用于全球经济决算和储蓄。
为了战后的恢复，美国也大批进口产品，以此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美元，日本和德国受益匪浅。而今天因美国进口产品而受益的国家则是中国。

7.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因越南战争债台高筑，赤字庞大。美元失去了信誉。结果1971年8月15日发生了所谓的“尼克松冲击”，停止了黄金与美元的兑换，按照《史密索尼安协议》，世界在1973年以前过渡到了“浮动汇率制”。
于是，美元成了只靠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担保的货币。
由于美元的流通量已经不再受黄金数量的限制，美国政府印刷美钞变得更加容易了。

8.自那以后，美国政府大量印刷美钞，遍撒世界各地。为了填补财政赤字，美国政府还大量发行国债，日本、中国、中近东国家、俄罗斯等各国都踊跃购买。

于是，全球“共生（Symbiosis）”体制建立起来了。亚洲成了生产方面的发动机，美国成了消费方面的引擎，两者相互刺激，促进了繁荣。而今天，由于美国经济状况异常，亚洲也面临着或许会跌倒的局面。

9.为确立“国际货币”进行的尝试
⑴班科（Bancor）：在建立IMF时被葬送的“凯恩斯（Keynes）方案”
1945年，二战结束前，在建立IMF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Woods）会议上，英国提出了“凯恩斯方案”。
为了防止拥有世界四分之一黄金的美国控制国际货币体系，凯恩斯提议：建立具有世界中央银行职能的“国际清算同盟”，确立“班科（Bancor）”国际货币单位，处理各国之间的决算，为消除赤字筹措资金。
换言之，就是英国要防止把国际货币主导权移交给美国。但是，能够为Bancor的信誉担保的是什么呢？需要新发行多少货币呢？就在这些问题尚未阐明之前，“凯恩斯方案”就被美国提出的“怀特（White）方案”击败了。

⑵SDR（特别提款权）
1968年，IMF创设了可称之为“流产的国际货币”的SDR。
不知是因为美元币值不稳定，还是因为只靠美元已经不能满足一路增长的世界经济，总之我们不了解创设SDR的背景，但是，一个要求建立称之为SDR的第2国际货币的呼声高涨。
但这种动向大概是因为美国的抵制被抽去了精髓，SDR只能在IMF内部仅仅作为一种计算单位存在，其职能被限定了。

不过，至今SDR依然存在。它是装有主要货币的“一篮子”，这“一篮子”中装有美元（44%）、欧元（34%）、日元和英镑（各占11%）。据说，这个比例是根据各种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际流通的比重确定的，每5年修正一次。
就是说，如果承认改组IMF，发行第2国际货币的权限，那么实际已经奠定了SDR这一基础。

但是，建立第2国际货币时，究竟如何调整其发行量和对各国的分配量呢？如何从“一篮子”货币中选取国际货币，并确定SDR的汇率呢？

10.归根结底是否还是要继续采用美元呢？
当今时代，不仅仅是战后体系，大约近代以来诞生的所有体系都面临着改革。
产业革命以来统治了世界的“无限发展、无限进步”的理念激化了环境、资源问题，市场也越来越狭窄，因此甚至有人说要停止发展与进步。
但是，归根结底，大家都是“今天要吃今天的饭”，因此，时下的价值观、时下的生活方式、时下的经济模式都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总之，单一的全球通货——美元的便于使用的性能也是不变的。果真如此，美元贬值的危险由于预约汇兑期货被抵销（尽管为此会付出一些费用，但是别无选择），只有继续进行国际交易。

11.什么是下一期世界经济的引擎？
二战后成为世界消费引擎的美国市场已经无能为力了吗？美国是否已经没有可称为基础工业的产业，是否只剩下消费的梦幻了呢？
中国、印度的市场能否成为今后世界经济的引擎呢？
不过，后者的购买力也是不足的。因为中国和印度首先要对发达国家出口，其货款回到国内才能形成购买力。所以，如果发达国家景气衰退，中印两国的购买力也不会有多少增加。
那么，能否像二战结束后不久实行马歇尔计划那样，在某个巨大的市场上人为地创造出购买力呢？
可是，如果做到这一步，那还不如为美国提供投资资金效率更高。今后在美元可能会进一步贬值的美国，出口竞争力将飞速提高。1985年《广场协定》中确定美元大幅贬值后，出口就曾经翻了一番。

果真如此，国内的投资资金需求将增加，美国国内的投资增加，就业状况也会得到改善，消费也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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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世纪70年代初留学美国或欧洲的我们这一代外交官来说，留学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并不是因为生活水平与日本大不相同，的确，我们曾为美国大学食堂的冰激凌、沙拉的量大而感叹，但汽车、家电产品的质量与日本没有什么差别（即便如此，那个时代，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无论你怎样踩日本车的油门，时速也超不过120公里）。

给我们造成巨大冲击的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和日本大不一样。看来，他们不是遵循集体主义或前辈后辈死板拘谨的从属关系，而是生活在个人这种个体十分坚实、贯穿着合理主义的社会之中。

美国的大学里有一种留学生接待制度，称之为“接待留学生的家庭”。只要留学生向校方申请，校方就会给你介绍一家特定的家庭。这家庭会隔3个月招待你到他家去一次。在日本，外国留学生到日本人家里来时，日本人会做很多美味佳肴，举家欢迎。美国不会这样做，只是准备些蔬菜肉汤和意大利面条之类的。此外就是平时经常出入这家庭的年轻人们像往常一样进进出出吃面条。并不因为这是“接待留学生的家庭”，就让人对这家的夫妇叫爸爸、妈妈，不能做这种不自然的事。如果你不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自己进入交谈的圈内，那就没有人理睬你。

那时，一到夏天，美国大学的布告牌上就会贴出很多寻求旅伴的告示。有一年夏季俄语学习班结束后，我决定开车到科罗拉多去（在科罗拉多山里苦练俄语2周）。我就是通过告示找到了旅伴，3天3夜吃睡都在车里，直到科罗拉多。

我的旅伴是要到科罗拉多去上大学，想找一种便宜的旅行方式，而我则希望找一个能替换开车并分担一半汽油钱的旅伴。这种能够自己承担责任公开招募伙伴的行为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机勃勃的体现。但后来犯罪案件越来越多，到了现在，甚至连路边搭便车旅行的人也已经很少看到了。

今天，美元贬值，到外国旅游也很容易了。但是，仅仅乘坐旅游大巴，匆匆忙忙四处转几天，那就和在家里翻看风景明信片差不多了。如果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住在当地，与当地人交谈，那么就根本不能了解这个国家的任何事情；而死抱着在日本时的价值观，仅看到表面现象，就认为“啊，还是日本好”，那么，也就只能是一无所获，无功而返了。

外交官面临的危险恰恰与此相反，那就是过分受到某国价值观的影响，忘记了在日本社会中如何待人处世的那种危险。我们去外国留学，之后又在国外工作了几年，在这期间，其他政府部门的同龄人中，有的人已经在地方税务署或警察署担任领导职务，领导着数百名部下了。他们在地方或东京工作的过程中，已经对宴会开始时的祝酒、结束时的击掌齐唱等日本独特的习惯谙熟于心了。与他们相比，外交官是两手空空的一个人，而国内工作的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组织中身负众望的领军人物了。外交官是利用外语这个武器，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与外国人谈判、搜集信息的人，习惯于单枪匹马作战；而他们则擅长于发动部下，组织团队作战。本来我们外交官倒是想依靠组织作战，但是，能够在国外工作的人才不多，不足以建立起一个组织。

日本的外交官容易陷入价值观的矛盾烦恼之中。中东和近东或印度的外交官在开展工作时完全体现了本国的传统，而日本的外交官则不能照此行事。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还是欧美国家拥有支配力量，如果始终突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就不会理睬你。

日本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也是可以引以为豪的，但是，如果对欧美人强行劝酒或以前辈自居，自高自大，盛气凌人，那么，对方就不会把你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就不会理睬你。我并不是说必须按照欧美的价值观行事，而是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从各种各样的羁绊藩篱中获得了解放，成为个人主义的个体，因此，为了建设生机勃勃的社会和经济，日本人也因该主动改变自我。

如果日本社会总是一成不变，她的外交官也就会不断在矛盾中烦恼下去，因为每当他们出入日本和各国时，就必须改换他们头脑中的“线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像变色龙那样，变成一个不守节操的变节者。既然是人，就应该在心中坚守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完全没有必要在外国人面前演戏，隐瞒自己的价值观。

对我来说，作为外交官，我面临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外国自上而下的快速决策与日本墨守共识做出的缓慢决定之间的矛盾。另外，我来到国外，会受到日本人的期待，他们希望我提供像日本市政厅那样细致入微的服务，而同时我还必须做好面向出使国家的政府和舆论的工作，我背负着很大的负担。还有就像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时，被夹在日本与出使国家的舆论夹缝里，使人感到很大的压力。我觉得，面对这些矛盾、负担、压力的同时，能够不迷失日本标准国民的生活感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能够为追求自由的社会而生活，那才是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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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国家”煽动了不必要的纠纷

国民国家曾经被称为“战争机器”，但是，在现代，几乎已经很难设想发达国家之间会发生武装冲突的事态了。东亚各国有时会就历史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但实际上，他们与以美国市场为首的世界各国进行自由贸易，寻求发展，并依赖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寻求安定。
在这样原本是不会发生军事纠纷的现代发达国家世界里，纠纷依然存在，它不是因为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倒是因为国民国家这种机构内在的民族自负和虚荣。尽管没有对立的理由，但是，为建立国民国家而人为制造的“民族”感情却自行其是，引发了不必要的摩擦。
今天的中国正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是因为中国没有建立国民国家体制”的认识之下加强国家体制，其中包括军备。但是，过分加强国民国家的体制甚至反而会有可能使中国周边局势动荡，阻碍经济发展。

（2）抑制感情对立 维持均势 实行裁军

那么，如果某一个国家率先放弃国民国家体制，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纠纷了呢？不会的。只要保障并支持这个国家国民、企业所有权和各种权益的国际框架不牢固，失去了保护的国家国民经济就会被各国所蚕食。而如果一个国家变成了势力真空地带，周边各国就会发生争夺，甚至导致武装冲突。
因此，单方面放弃国民国家体制是不妥的。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注意保持军事平衡，如果各国过分扩充军备，就通过谈判，相互实行裁军。另外还要千方百计防止利用历史问题煽动感情对立以致挑起军事对抗。

（3）国内统治问题

各国选民的扩大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给统治或政府与选民之间的连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产业革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实现了普选。但是，随着投票基数的扩大，政治家们没有时间再和每一位选民对话了，只能通过电视，采用人民党员的手法。通览古今东西，也找不到一种政体，能够在当权者和国民之间建立既不是独裁也不是无政府的理想的关系。
今天，有人梦想通过互联网实现直接民主。北欧市民的政治觉悟很高，投票率也总是很高，因此有人认为，通过互联网也有可能做到和北欧一样。但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在关注互联网，也并不总是希望参与政治。

（4）市民社会价值观的复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即使脱离了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存也能够生活下去了。现代社会正是由这些脱离了共同体、各自独立存在的个人组成的。约束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不同于过去共同体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这种时刻，有效的价值观是规定自由个体之间关系的西欧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其中虽然有些地方是伪善的，但是一种能够在照顾他人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规则。这种规则在现代亚洲也是有效的。
我们应该复兴9•11事件之后使人感到相对化的西欧市民社会的各种价值，即：健全的个人主义、合理主义和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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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历史的沉积
（１）大阪发展成为都市的时间，与江户大抵相同。但是，如果谈起制造和服务的历史，则比江户更加久远。

（２）大阪府堺地区制钉等锻造业历史悠久，火绳枪从种子岛传到大阪以后，堺地区的铁匠很快掌握了冶炼制造技术，有资料记载，日本是世界上曾经拥有火绳枪最多的国家。
河内地区从锁国时代开始种植棉花，到了幕府末期，家族纺织工业兴盛发展。同时，奈良生驹山脉水系开始使用水车制造金箔、展铜。提起利用山脉流水的水车，不禁让人联想起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纺织产业。

（３）世界上建立最早的期货市场——大阪大米市场
此外，住友在元禄时代从幕府获得别子铜矿山开采权，从那时开始，一度掌握日本三分之一的炼铜业（1700年前后，日本年产铜量6000吨，居世界第一位。当时，铜也是日本最大的出口产品）。之后，住友通过开采和出口煤炭，积累了大量资本，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当时日本最具实力的民间银行。

２．军需在日本近代经济史上的意义——大阪陆军兵工厂（军需工厂）
（下述关于兵工厂的记叙，多引自武库川女子大学三宅宏司教授演讲记录）
（１）谈起苏联经济，军需必然是最重要的要素。而我们在谈论明治以后的日本经济时，是否一直忽略了军需发挥的作用呢？常听到有人说，“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对这些中小企业兴起原委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呢？

（２）现在，东大阪以制造金属零件中小企业圣地著称。而与大阪城近在咫尺，曾经建有一座东洋首屈一指的军需工厂——“大阪陆军兵工厂（通称“炮兵工厂”），工厂占地面积40万坪（1坪约合3.3平方米），曾有工人6万4千人（含临时工），其产品销售额用今天的数字计算超过1兆日元，这座大工厂在1945年二战终战的前一天8月14日，在空袭中夷为平地。现存的大多数大阪大企业都曾经与陆军工厂有过交易往来，并在与陆军工厂的技术合作中孕育成长，而东大阪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曾经在陆军工厂工作过的工人们创立的，这一原委今天早已被人遗忘。

（３）凡是与战争有关的事情，日本人似乎都患了健忘症，号称“因为日本经济原本就取得了一定发展，自然出现了很多中小企业”，拿着这样的理论到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说教。
　而实际上，宫田自行车公司起初就是流用枪支制造器械建立而成，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大企业的大金工业公司和日本斯频德制造公司也是由原陆军兵工厂员工创建的。或许正是在尚未确立终身雇佣制的战前时代的工人们，留下了怀揣手艺和工具闯世界的风气。
　神户制钢厂、住友金属工业都曾经与大阪陆军兵工厂有过紧密的关系，由于陆军工厂曾经大量使用化学制剂，为周边化学工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正是因为曾经具有浓郁的军需色彩，至今为止，仍然有一些大阪企业在承办防御厅指定产品，接纳自卫队退役官员。

（４）二战以前，大规模军工厂主要集中在后来被称作大工业地带的东京、名古屋、大阪地区（其中，东京、大阪军工厂设立于明治3年（1870年）。西南战争时期，幕府为了回避风险，将设置在长崎制钢厂中的荷兰机械设备转移到大阪，从而建立了大阪军工厂）。

　埼玉县川口市从江户时代开始发展铸铁工业，东京赤羽陆军工厂想必一定曾经是川口企业的主要生意来源。东京大田区与东大阪地区同样，以聚集了大量支撑日本工业技术的中小企业著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需生产为大田区中小企业的兴起创造了契机，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后日中战争爆发，在军需大增的背景下这里的中小企业迅速扩大、发展。日本特殊钢株式会社就成立于这个时期，当时主要受陆军委托制造枪支。大田区在经过二战空袭，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又在朝鲜战争物资、兵器生产中起死回生。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额赔款（据说数额相当于清政府3年预算），这些资金除被利用在八幡炼铁等国营新工厂建设外，当时为了备战日俄战争，一定也有一部分资金使用在陆军、海军工厂之中。

（５）今天，尽管我们面对俄罗斯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容易洋洋得意地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取得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和平中实现的，而实际上，日本经济与欧美经济发展的过程相同，与战争史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看到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不能充分调动民用产业，我们常常摆出几分轻视的态度，这也是由于我们面对自己走过的历史，患上了健忘型欣快症的缘故。在和平时期，单靠民用生产振兴经济是有很大难度的。
　看到偏重军需生产的俄罗斯，即缺资金又少经验挣扎在军转民之中，心中不禁感叹，尽管曾经历经艰辛，日本当初强制性大幅削减军需生产，的确对经济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３．大阪经济走入谷底
（１）大阪曾经有过几度失去主干产业的历史。明治维新时期废藩置县以后，大名用货币取代大米，导致曾经流通消费的大米经济结束，大阪大米市场也随之消失。而战争时代的大阪兵工厂，对于大阪来说正如同丰田今天在爱知县所处的地位。

（２）明治时期后大阪兴起的纤维、纺织产业，战后不久就逐渐衰退，钢铁、化学、铝材等原材料产业受到中国等地冲击，家电、汽车产业的空洞化也不断加剧。关西国际机场的存在没有动摇大企业到中国等地投资建厂的决定，失去生意的中小企业产量减少了一半。最近2、3年间，住友银行等大公司由于合并重组，将总部迁到东京的先例络绎不绝。
　加上大阪府有大面积财政支出高、税收收入低的远郊住宅区，近年来财政极度恶化，尽管大阪最为富裕的市区经济状况尚好，最近也因为空头加班等丑闻不断，闹得沸沸扬扬。在这3、4年间，大阪一直运气不佳，处于似乎要被刚刚召开过万博会的名古屋后来居上的微妙境地。

（３）最近1、2年来，大阪由于对中国等国的原材料出口坚挺，以材料出口行业为中心，设备投资扩大，失业率也降低到5.9%。但是，与整个日本一样，由于现在海外原材料市场需求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大阪经济又迎来了休整期。

４．东大阪中小企业及其现状
（１）东大阪CREATION CORE（东大阪创新中心）
　东大阪CREATION CORE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地方政府出资建成，用于展出地区尖端技术产品，和提供商务洽谈空间。但是其创建构想并非来自政府官员，而是由地方中小企业者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的。尽管展出的产品有些还处于发明阶段，但是却凝聚了高度的技术，吸引了很多附近的高中生来场参观。
　由官方主导的同种设施往往弥漫着官僚气氛，大多设施雄伟、内容空荡，东大阪创新中心却充满了活力。

（２）中小企业的声音：与资金相比，更缺少人才和信息
　我走访了几家金属加工、金属模具工厂，总体情况可以归纳如下。
　①金属模具生产伴随周边大企业流向海外，产量减半，大概3年以前，经营状况跌入困境。企业数量骤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以下。但是，东大阪人已经不再慌张。他们精神上做好了准备，过去那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不会再来，在这样的前提下努力振兴发展自己的事业。

　②一段时间，东大阪金属模具企业面向流向海外的大企业工厂出口产品达到了总产量的30%。但是，大企业逐渐提高海外生产国产化率，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当地企业产品，需要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不断减少。不仅如此，他们还随便地将金属模具制造技术外流给国外企业。尽管大企业其实也希望下部供应商一同到海外投资建厂，却又不愿共同承担风险责任。因此，不会明确表明心愿。而是采用类似于，“我们明天要到中国投资，如果你们也想到那边发展，就一起去如何？”的暧昧口吻。因此，东大阪中小企业对日本大企业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怨恨情绪。

　③到海外投资建厂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劳务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等等，处处需要派出公司中的一流人才。

　④面对中国企业，有的经营者说：“中国企业夺走了我们的一切”，但是他们并不是“反华”主义者，他们愤怒的矛头指向的是抛弃了下部供应商的日本大企业。同时，这些中小企业心里也在怀疑中国人的制造能力。“中国人并不擅长需要耐性的工作。他们更希望获得见效快、投入少、获利高的生意。制造金属模具则刚好与这样的希望相反。尽管模具制造也在推进数字化生产，最后需要精确到微米单位的地方，还是要靠手工操作完成。即使是微机机床，也会因为研磨刀片数量减少，不可避免会出现瑕疵。”这是东大阪企业的基本认识。

　⑤与资金相比，缺乏人才的问题更为深刻。有的企业因为“最近的男青年虽然也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却缺少主动进取的精神”，开始尝试招纳女学徒。以前，中小企业对刚入厂的新员工要求不高，会花费一段时间用作内部培训，最近由于资金吃紧，现在已经没有养闲人的余力。

　⑥不熟悉周围情况，自己不能单独进行国外贸易，也是让东大阪中小企业烦恼的一个问题。对于“制作东西比较容易”的中小企业来说，头疼的是缺乏市场调查、获得客户和维护管理能力。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充分调查市场需要，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获得订单。
意见留言

■ 投稿人: ＧＥＮＳＨＩＮ工业 2007年05月20日 03:53
我是一个热血的29岁金属模具关联公司社长。说自己热血，因为我每天、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在东大阪金属模具企业年年减少当中，让所有企业的所有人都理解金属模具。不能让一辈子钻与模具制造的前辈、已经上了年纪的师傅、未来准备投入到金属模具行业的年轻人失去梦想和希望，这是我的使命。中小企业的每一个员工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公司倒闭了，员工家属甚至也会流落街头，公司社长也会失去所有的名誉和家庭。面对这些现象，不知道国家和地方政府是视而不见，还是无可奈何，好像光是进行讨论，让人摸不着头脑。我每天都在思索，如何才能重塑一个不仅是今天还不会倒闭，今后也绝不需要担心、可以让每个家庭都能放心生活的模具行业。绝不是光说漂亮话，现在必须有人付出实际行动。一定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现在还没有，我们就先学习，一定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现在我自己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到底这个方案的效果会波及到多大范围，还有很多需要调查确认的地方，我一定要尽早拿出结论，为东大阪带来繁荣。还不是灰心丧气的时候，大家应该拿出勇气，一起朝着实现东大阪整体上市的目标行动，就会得到幸福。只要我们今天能够拿出勇气，付出大手笔的努力，10年、20年后一定会得出好的结果。对于未来，不能事不关己，一定要给未来的孩子们留下充满梦想和希望的世界。看到网页上的文章，我不禁热血沸腾，加上我自己也的确在一直思考解决良策，不由得更加兴奋。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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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特殊问题

日本开始实行真正的工业化仅仅是在一百几十年以前，比西欧晚了一百多年。正因为如此，工业化以前农村共同体产生的道德、人际关系根深蒂固，遗留下来。这使得日本的民主与欧美不同。
正像英国“圈地”所典型揭示的那样，工业化引起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导致了农村共同体的解体。这也就是说，把人们从地缘和血缘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盘散沙。

不过，西欧的城市居民建立了市民社会的道德（即所谓在城市中建立了实质性的共同体），并遵守这些道德生活。在集中居住的公寓里，人们相互之间也很默契，注意不打扰别人，夜晚压低噪音等，遵守不成文的规则。

而日本的大多数城市居民是零散的，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邻居。尽管经济增长时期，使人感到好像日本也流行个人主义，确立了不干预私生活的良好风气。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证据就是，经济下滑或发生了恶性事件时，人们就都为找“犯人”红了眼，大喊大叫，一旦发现了所谓的“犯人”，就把法律、私生活都抛到脑后，不许别人辩解，聚众惩罚，把人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品。这与西欧式的“市民社会”明显不同，就像是把农村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封不动地套在了近代工业化社会中，而适合近代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则尚未建立。

在日本，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与西欧大不相同，个人与政府之间适当的距离感也尚未建立。有些日本人认为政府还是“官府”、“朝廷”，而另一些日本人则认为政府是负责发放医疗费、养老金的“仆人”。这些人缺乏卢梭的《契约论》中所表明的公民自己建立政府的“主人公”意识，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始终是“外人”。

日本在未来世界中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世界正在逐渐进入美国、BRICs那样的大型国家（我称之为“巨型国家”）或类似EU那样的联合体占主流的时代，而日本又不得不作为远远小于这些实体规模的国民国家加入其行列。即使日本想在东亚建立类似EU那样的联合体，也没有机遇和条件。另外，具有能和外国人交谈的语言能力、见识、人品的日本人也为数极少。即使指出没有国际化就没有出路，大部分日本国民也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种实际感受，而且也不会说外语。

实际上，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民国家”（美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日本所剩无几的引以自豪的资本GDP，主要是依赖于制造产品，制造产品是不需要外语能力的。但是，服务行业、知识产业、大众传媒则需要能够一对一交谈的外语能力，而在这方面，日本是没有竞争力的。

日本有很多人憎恨国家，厌恶政府。但是，世界罕见的无法从国民国家的框架中挣脱出来的国家，不是别的国家，正是日本。 Copyright ©河东哲夫

自从1997年世界银行等组织提出，如果用购买力比价计算，中国GDP已经进入世界前五位的理论以后（最近有关组织已承认，这一评估比实际情况夸大4成左右），英美大型投资银行纷纷力主“金砖四国”的强大潜力，不断抬高4国企业股价，这些企业通过在国外上市，获得了巨额资金。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泡沫么？
尽管俄罗斯GDP在2000年以后，用美元计算增长了5倍以上，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原油价格上涨，或是与原油相关的服务、投资，以及卢布对美元的升值。那么，当原油价格上涨止步以后，俄罗斯能否走上自立发展之路呢？首先，由于卢布的过度升值，俄罗斯现在已经成为司机月薪2000美元的高薪国家，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都是进口商品相对廉价。俄罗斯人购买的大件耐用消费品基本都是进口货。天然资源依赖型的经济结构，从90年代混乱期之后基本没有改善。

虽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但是GDP中38%源于出口，对进口的过度依赖使经济变得相对脆弱（日本为16%，而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与现在的中国一样，依赖进口），国内经济则对建筑业依赖度过高。如果说俄罗斯是依靠石油进行资本积累，中国的经济模式则是通过引入外资，快速扩大出口积累资金，再把其投入到不动产、服务行业，再度膨胀。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涨，有的中国企业为了降低工资成本甚至开始到越南、印尼投资建厂。

很多人认为中国、印度今后可以依靠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尽管一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庞大人口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巨大负荷，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一理论忽然调转了方向，庞大的人口变成了可以快速扩大内需的原动力。这一理论却不免让人觉得有造作之嫌。没有购买力的人群，怎么可能会忽然快速扩大内需呢？

也许有人会说，不，你说的不对，只要把从出口企业中收缴的税金分给低收入阶层，大家不就具备购买力了么？不过这样一来，企业就会被过重的税负拖垮，无法进一步投资发展。那么，印刷纸币分给百姓如何？只会造成通货膨胀进一步升温。

而且即便中国、印度有意快速扩大生产，也必然会面对天然资源和原材料短缺困难。这两个国家天然资源相对匮乏，资源大半依赖进口，为了进口原料必须出口商品赚取外汇。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处于饱和状态，预计今后来自两国的进口量并不会大幅增加。

从这些现象来看，“金砖四国”的经济似乎已经进入拐点。可以预计4国经济今后可能会面临若干次危机。“金砖四国”为了预备危机之需，今后应该增加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缴份额。作为发达国家，也必须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庞大救济资金需要做好思想准备。

近年来，由于“金砖四国”迅猛的发展势头，发达国家一度丧失了自信。次贷危机发生以来，诸如“这标志着‘美国一极支配’（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夸大其辞）时代的终结”、“无极时代即将到来”等论调层出不穷，而实际上，近200年以来，世界的支配结构并没有轻易发生变化。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把印度作为殖民地，积累了大量资本，得以称霸世界。之后，德国、美国抬头，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也是二战后西欧各国纷纷失去殖民地以后的事情。世界并不会轻易实现“无极化”。

关于“金砖四国”，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一下，只要重新回忆起一个简单的公理即可——“决定新财富规模的是资金的规模，而不是‘人口’的大小”。人口似乎变成了可以打造财富的神奇小锤，童话一时间在世界蔓延，如同湿手插在干面里一般，在“童话”里坐享其成的国际金融企业，还请自己为泡沫善后。
近年来，先有IT，后有房产，接下来可能是“金砖四国”，都曾一度出现泡沫，再相继崩溃。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增加资本最基本的手段——制造和服务的价值。从这一点看，日本处于有利位置。未来新时代的代表商品，无论是电气汽车，还是机器人的生产，日本都走在世界前列。

而且，日本的工资水平、物价、土地价格都在相对下降，现在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低物价国。东京中心一流酒店价格不到3万日元，在G8国家中实属罕见。换言之，日本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的工厂”。包括土地在内，今后说不定会迎来对日投资、日本泡沫时代的到来。只要缓和各项规定，使外国企业可以在日本市场实现盈利，我想，实现的概率会非常高吧。
河东哲夫

如前所述，中国经过长达273年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建立了隋、唐大国，为适应这种形势，日本随之加强了中央集权，公元701年制定大宝律令，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国家体制，即法治体制，在经济方面则采用了班田制。

但是，即便在唐代，虽说实行了律令制，朝廷中贵族势力还是远远超过科举官僚势力，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经过五代十国的大乱后，贵族势力衰弱，到了宋代，科举官僚才取而代之，确立了国家精英的地位。

日本的平城、平安时期也是如此，与其说是法治国家，不如说是贵族制。班田制实际上也不是把农田所有权交给农民，不如说它更接近俄国的农奴制，是一种强制性地把农民束缚在耕地上收取“年贡”的手段。不过，这种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什么效果，还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中国也是如此，班田制几乎仅限于北魏。
其后，日本经过平安、鎌仓、南北朝时期，“公家”与武士之间围绕土地支配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形成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

结束了土地所有权之争的是丰臣秀吉，他通过禁刀令和检地，打开了日本专制时期的大门。通过检地，他没收了大名和武士的土地所有权，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虚拟所有权”——因为原则上禁止买卖土地直到明治时期修改地租为止，所以实际上，与其说是所有权，不如说是使用权。另外，丰臣秀吉的检地究竟是确立了农民的权利，还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课以租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待，笔者尚未明了。但是，长子继承已经法制化，土地成为特定农户世世代代的“担当”，所以，这里自然会产生出类似于对所有权的感情。

大名、武士被“任命”到“知行地”这一点，在专制体制下，或与古代国家的“代官”没有区别，但是，农民上交的年贡可据为己有了。他们经过江户时代，惧怕倾家荡产，改变身份。江户时代是“君主与诸侯签约，君主承认诸侯的领地所有权，作为交换，诸侯立誓承担出兵的义务”。这不是西欧式的封建制，毋宁说是更接近专制政体，否则，日本转变为近代国民国家不会是那么容易的。
另外，武士当初与其说是与外国作战的军人，不如说是保护贵族领地的侍卫。这种武装势力的伦理观在支配立法、行政、司法权这一点上与中国大不一样。或许中国经过了春秋、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动乱时期后，整顿了利权和土地所有权，很早就确立了专制主义。

权力的相对性

经过这些时期，日本国家的特点是：国家体制上经常（但信长、秀吉时期除外）附着有一种模糊感，权力的形态、行使的方式使人感到就像阿米巴变形虫，不断变化。

真正的权力并不一定总是在天皇、关白、将军等公职方面。而真正的实权派如果不与法定当权派站在一起，也会失去权威的依据，因此，他们很难大权独揽，专横跋扈。

这就是外国学者也曾作为权力的双重性指出的日本国家的特征。它不会产生类似于中国或西欧那样以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观为前提的强大领导能力，而是一种像泰国那样“宽松”的、兼顾四方、寻求共识的国家体制。

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为了避免沦为殖民地，向建设西欧式的近代国民国家挺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1873年宣布实行可称为国民国家三大神器的①义务教育（灌输国民、国家的意识形态）、②征兵、③修改地租。

大正时期确立了民主的政党政治，但是，宪法中缺少了关于总理大臣的规定，导致了军部的专横跋扈。军方一部分人极力推出超国家主义皇国史观，将其作为唯一绝对的价值观念，并以天皇的权威作后盾，掌握了国家的实权。至此，日本未能控制住国民国家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日本原本是寻求共识的国家，是不习惯于选择绝对价值观的，而一旦硬要选择，就会陷入狂热，再加上日本不善于观察国际形势，因而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巨大的灾难。

例如：即使阿巴斯王朝衰落后，地方各王朝仍然承认了哈里发的宗主权，因为他们需要伊斯兰教的权威。伊斯兰教提供法律，提供担任司法的法学家，就像提供统治者正统性的罗马教皇。今天，EU在区域内统一了各项经济规则、基准，因而有时被称为“规则（共同遵守）帝国”。这类似于伊斯兰教法学家根据古兰经、哈迪斯、夏利亚一大体系，创造出单一法制空间的伊斯兰帝国。

在东非和东南亚等地，即使没有军事上的征服，伊斯兰教也沿着商业网络渗透到了当地，多种多样的人群和集团组成了当地的社会。对于当地统治者来说，伊斯兰教可以说是保障自身统治正统性的最理想的宗教了，因为安拉真主是超越地缘、血缘、职业、民族等一切属性，具有普遍性的独一无二的神。
东南亚还有独特的国家原理，那就是所谓“曼陀罗国家”。其权力核心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数的，势力范围根据各统治者个人的素质会出现大幅度伸缩。东南亚各国也发生过战争，但是，战争的目的不是攻城略地，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人口。因此，这种忌讳战火杀伤人员的做法，在欧美国家看来是一种奇怪的行为。

另外，与那些确立了国家对贸易的管理、严格区别国内、国外的近代东亚世界相比，印度洋沿岸港口城市的内外区别是很模糊的。这与日本的堺市、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地一样，或许就是经济基础雄厚的港口城市可以采用自由、开放的制度的佐证。

有人说，那是因为有电视，整个广阔的国家拥有共同的话题，因此能够保持整体感。但是，我想采用这样一种看上去极为理所当然的理由来说明，那就是：“美国一旦形成了一个国家，她就会存在下去。”国家是一个分配利益、维护既得权益的机构，一旦形成，大家就会以这个机构的存在为前提营建生活，因此国家很难消失。换言之，所谓国家就是利权与社会关系产生的一种惰性。

1991年，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困扰了苏联。但是，如果叶利钦及其亲信没有单方面宣告苏联解体，没有采取这种类似政变的行动，那么，即便是苏联，也未必会走到国家消亡这一步。北朝鲜很难瓦解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美国在世界各国中也属于非常特殊的国家。既没有地缘关系也没有血缘关系的素不相识的人们，建立了一个共同体，不久就建成了一个国家。这种事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是找不到的。美国自创建时起就欠缺其他国家必然具备的地缘、血缘关系，但是，她也自最初一刻起就拥有了足以弥补欠缺的自由。

而且，美国也不是某位英雄伴随着巨大的流血牺牲统一的国家，她是几个殖民地汇集起来，根据协商和契约（宪法）建立的联邦制共和国。

她从最初仅有的13个州发展到49个州，最近，作为一个州，又增加了夏威夷。就这样，她维护了自由、平等，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极端地说，她甚至具有能够成为世界国家的模式结构性构成原理。

国民国家通常是以国境、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为前提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国境是可以经常改变的。“美国人”这一概念也并不明确。如果硬要作定义的话，“美国人”就是“在这一带住过一段时间，讲英语”的人。这与中国对汉族的定义和伊斯兰帝国对穆斯林的定义十分相似。

构成国民国家的要素之一是民族。但实际上，这一点不仅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就是在西欧典型的国民国家里，其虚构性成分也是很强的。英法德意西这些“大国”自不必赘言，甚至在北欧各国中人口不多的小国里，民族也不是单一的。在所谓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国家英国，盎格鲁萨克逊人实际上早已在很久以前就被诺尔曼人赶到了边境地带。

在国内，价值相对化，在国外，信奉绝对价值观
美国是个一切从零开始人工创建的国家，因此，如果法制或机构不符合现实社会发展，总是要改变前者，这种风气是很强的。日本则正相反。美国人把社会看作是类似工程学的对象，并把这种观点套在整个世界上。就是说，如果领导人不好，制度不好，改了他（它）不就行了嘛！

但是，最近美国社会的划分更细了，分裂的倾向更强了，多民族化的程度远比30年前更深，白人的地位也相对降低了。按照民族、宗教、男女同性恋者以及其它各种特色形成的社会集团，都强烈主张相互之间权利平等。因此，大家都注意讲话不要激怒别人。美国人的身上已经很少看到过去的自由豁达和宽容了。
而且，政治家们必须把这些利害关系相反、错综复杂的集团尽可能多地争取到自己一方来，为此，其政策不容机动灵活、随机应变。

在国内呈现出如此多民族化、集群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统治危机的状况时，在世界上，美国依然以其军事力量为后盾，不断采取激烈的行动。不，在克林顿政权时期，对外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禁止的。但是，9•11事件之后，为了扩张民主不惜采取非民主手段的原理主义者一时掌控了美国的中近东政策。

美国社会变质给日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美国变质也使日美关系变质。与美国联邦政府或大企业打交道时还算好，他们多少还与我们共同抱有迄今为止我们认为是美国价值观的自由、公正、责任的理念。
但是，当我们以整个美国社会为对象，试图说明“日本究竟为什么对美国、对美国人重要”时，我们就会碰到现代美国社会变质的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社会就像已经完全变成了整个世界，来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移民顽强地保留着他们的文化和观点，而且，竭尽全力才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以他们的生活感觉来说，外交等等是属于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日本是一个远方的岛国，里面住着一些不知在想什么的奇怪的日本人。他们当然反对为了日本把儿子送上出征的征程，甚至也反对为了日本动用税金。

日本有必要做这些社会各阶层的工作吗？假如有必要，那么究竟应该发出什么信息呢？与联邦政府和议会维持日美同盟关系就足够了吗？说服美国国内各阶层的工作交给他们就行了吗？

另外，日本人议论“美国”时的认识也要改变，要抛弃一提美国就认为是“盛气凌人的白人命令日本人”的旧观念。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美国有些地方就像是把世界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当地，联邦政府的对日要求也已经不再是麦克阿瑟时期由少数白人提出的要求了，而是反映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利害关系。

即使来自比日本更小的国家，如果移民美国出人头地，掌握了大权，他或是她所能行使的权力都要超过日本。我看，日本人也可以照此行事。但是，日本移民人数很少，不足以左右美国议员选举。因此，尽管日美关系发展得广泛、深入，但是，美国国内的日本政治力量大大地低于上述一些小国。

日本经济对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将其转换为政治力量。过去威廉•佩恩不是说过嘛——“没有代表就没有课税”！
　　　　　　　　©河東哲夫

但是，今后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合作，为此，日本有必要“想起”中国。自古以来，日本一直是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环境和压力下生存的。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日本文化具有“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的特殊的美感”，而这些日本文化也大多是发祥于中国的。虽然日本不必在中国面前抱有自卑感，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伟大及其业绩对日本的影响，以相互尊重和谦虚的态度与中国交往。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古代历史。很久以前，经历了长达273年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大动乱时代，中国建立了隋朝、唐朝，重归统一，这肯定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公元645年，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皇族消灭了大权独揽的豪族苏我氏，加强了中央集权制。这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大陆上崛起了一个超级大国隋朝的局面。

不久隋朝被唐朝取而代之。其后公元660年，新罗与唐朝结盟灭百济，663年又在朝鲜半岛白村江消灭了策动百济复辟的日本海军，使大和朝廷陷入瘫痪。汇集了当时短歌的最古老的诗歌集《万叶集》歌唱了“防人”，这“防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学校没有告诉我们。依我看，可能就是为了防守日本沿海而动员起来的农民。公元668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又灭了高句丽。亡国的遗臣们则新建了渤海国（今北朝鲜一带），并向大和朝廷派出了使节。由此，东亚地区形成了日本、唐、新罗、渤海、契丹（满洲）各国维持微妙平衡的格局。

平安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宋代），“日本文化”逐渐开始带有明确的形态，《古今集》等被奉为日本感性的象征。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即使在当时，基本教养也还是中国的汉字、古典和文学。《古今集》中描绘的各种美感现在被看作是反映了日本人的独特的美感而得到颂扬，但实际上，很多都被认为仅仅是把汉诗中的灵感照搬到日本来而已。

到了日本的镰仓末期、室町时代（公元13～14世纪），据说茶道、插花、日本庭园等所谓“日本的传统文化百花齐放”，“闲寂”、“古雅”、“非对称之美”、不着色的空白之美“留白”为人们所喜爱，而且据称“这些美感是深深地扎根于日本人独特的审美观念之中的”等等。但是，其中很多简约派艺术要素毫无疑问都是来源于中国宋代的士大夫文化。只是蒙古侵犯中原后，中国境内的士大夫文化断绝，而后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也没有恢复简约派艺术风格。所以，也可以说，在最高境界上维系了汉族文化的，实际上正是当代日本和韩国。

在经济关系方面，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日中贸易为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如果没有进口日本的金、银、铜，中世纪中国的经济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发展（公元1600年前后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黄金出口国）。描绘北宋首都开封社会生活的《东京梦华录》中，仅就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就开列了好几页。宋代实行用焦炭炼铁，每年大约生产15万吨生铁。另外，中国的勤俭道德教育比日本的“心学”早了200多年，在16世纪的阳明学中就已定型。

另外，日本人一般也不了解日本的锁国举措与中国有很大的关系。明、清两朝曾反复多次实行“海禁”，但这些史实现在已经被日本所淡忘，似乎只有日本实行过锁国。
关于日本的锁国，人们认为那是因为当时日本担心放任出口金银会给日本的货币经济发展造成障碍。例如：1684年清朝解除了海外贸易禁令后，来到日本的中国商船急剧增加。江户幕府为了抑制金银外流，1685年颁发布告，限制中国商船的年贸易额在白银6000贯之内，荷兰商船在黄金5万两（白银3000贯）之内。

一提到锁国，我们的头脑中就只想到荷兰，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成见，尽管知道当时日本与中国也保持着贸易关系，却不了解其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日荷贸易。在长崎的旅游景点中，唯独建有荷兰商馆的出岛引人注目，一枝独秀，但当时常驻出岛的荷兰人只有15人。而附近的“唐人宅邸”（虽说称之为宅邸，实际上就是大约700米见方，用墙围起来的唐人街），则经常有数千名中国人居住，从事贸易活动。而且，当初荷兰人只是把在东南亚采购到的中国商品转卖到日本来，他们在产业革命后带来先进技术则是后话了。

在东亚各国中，日本是没有被编入中国册封、朝贡体制之内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是很独特的（当然，日本也在邪马台国时期与中国有过册封关系，足利义满也在勘合贸易〈许可证贸易〉中被纳入册封体制）。但是，只要中国稳定，日中经济、文化交流一直是十分兴盛的。说来，当时的两国关系绝无“政冷经热”现象，可以说是处于“政无、经文热”的状态。虽说实行了锁国，但江户时代武士的基本教育还是学习四书五经，武士们也喜爱吟咏诗词。这是用日本式的发音高喊中国诗词，是唯独日本才有的奇怪习惯。今天说来，就好像是高喊日文版法国诗人德莱尔的诗。

日本没有与清朝建立册封关系，使日本得以放手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于19世纪率先对欧美国家开放国门，并能够着手进行近代国民国家的建设。为了防止日本沦为殖民地，这些措施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日本未能控制好“国民国家”这台巨大的战争机器，未能阻止军部的一意孤行，从而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下次，我将对日本的国家制度作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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